流动人口，你要到哪里去？

从“盲流”到“流动人口”，30年变化的只有称谓

在前30年，因为严格的社会管控、户籍措施甚至是将人身和口粮的绑定，使得中国社会极少产生流动人口。大量的流动人口产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量的农民摆脱户籍束缚进城工作，而在此阶段，因为思维的惯性，流动人口往往遭受着严重的歧视，直接就体现在称谓上——盲流。而经历了三十余年，中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了2.3亿，流动的方式也不仅仅是农村流入城市，亦存在城市间的相互流动以及少量的城市流向农村。

而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流动人口的称谓也不断地在发生着变化。从最初的“盲流”到随之而来的“打工仔（打工妹）”，后来又是全国人民熟知的“农民工”，而在这之后，这种带有明显歧视的称谓逐渐消失，渐渐地变成“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尽管三十多年来在称谓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平权”，但实际上的权利却很少有变化，他们仍然只能“暂住”在自己的国家，时刻等待改变他们人生际遇的“风雨”。

流动，也许只是为了更好的一种生活

人生下来最本能的需要就是要活下去，要解决衣食住行问题，简言之就是要求生存。长期以来，中国在这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在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之前，人为地将大量的劳动力舒服束缚在土地上，可是过低的生产效率又无法养活这么多人。于是，当农民有了一点点可选择的自由之后，追求更好的生活就是人的本能的一种体现。

学者梁鸿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这两本著作里，以一个村庄为背景，解析了普通人在这个问题上选择的原因。中国有近2.5亿农民和梁庄打工者一样，他们是中国特色农民，长期远离土地，长期寄居城市，他们对故乡已经陌生，对城市未曾熟悉。然而，他们构成完整的农村与城市，构成完整的中国。他们是一个共同体的存在样态。

他们其实是城市保持效率和竞争力的原因之一

形成流动人口的原因，是这个充满希望的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但居高不下的房价和房租，即使一些白领阶层也越来越难以负担。据悉北京租房者需要将一半的月收入交给房东，如果他不去住地下室或群租的话。

与其他国家的贫民窟不同，北京外来人口聚集的地方很少有犯罪，卫生状况也并不糟糕，尤其是他们大部分都有工作，尽管收入不高，但也不是无业游民威胁这个城市。事实上，一些留京大学毕业生最初几年都是在这样的地方度过，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境遇。

大量外来人口从事的低端服务业，是这个城市依旧保持效率与竞争力的原因之一。如果将这些人赶走，城市服务业的价格将会飞涨，这会让那些在科技、文化等新兴产业公司的中产阶级陷入穷困。他们会支付更贵的生活费用，比如餐饮。

“城市病”的真正病根并非来自于穷人

患上了“城市病”后，城市政府开始计划赶走这些低端劳动力，他们开始讨论“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餐饮、洗浴、美容美发等企业和小百货店、小食品店等各类场所实行强制退出机制”。事实上，清理地下室的鼠族以及群租现象工作早已开始。

但是，这些人群并不是造成“城市病”的原因，交通拥堵是城市与道路规划出了问题，空气污染来自工业，而高房价更不可能是这些穷人造成的。但这群人是权利最卑微的一群，很容易通过抬高成本的方式赶走，这对治理城市病无济于事，但会让这个城市陷入危机。

每一次他们都成了“替罪羊”

他们是这个光鲜城市阴影里的部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地被遮蔽，他们就像不存在一样散落在边缘部位，好让这个城市以最漂亮的形象展示出来。原本这群人也没有索要拥有户籍者才有的福利，或者寻求政府的帮助，但现在的问题是将他们赶走已经被提上日程。

除此之外，他们往往还被“污名化”。几乎所有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不少人或多或少的都对这一群体存在着歧视，尤其是在长期的宣传下：绝大多数外来人口文化层次较低、他们对城市没有爱只想着赚钱就走、刑事案件多是流动人口做的……有些问题确实是事实，但是这种事实多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而以这些借口将流动人口赶出城市，更是荒谬。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主任李铁认为，城市产业没有高低之分，更替是长期过程，是市场决定的结果。把城市的交通拥堵、雾霾的产生归结于外来人口、低端产业，这种思维定式已经存在了几十年。

大城市离不开“低端产业”

这些年来，中国在城市产业发展问题上一直在走一条“歧路”，片面的认为所谓“高端产业”就是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是落后的，产业升级就是要淘汰掉。所以，才会有官员在城市人口调控问题上信誓旦旦的要将“低端产业”迁出去，仿佛“低端产业”的从业者就是“二等公民”，而城市就是所谓高端人士和户籍人口享受的乐园。

城市不可能是“空中楼阁”，所谓“高端产业”的从业者也不可能摆脱“吃喝拉撒睡”这样的人间俗事，而这正是被瞧不上的“低端服务业”所存在的意义。完美城市是不存在的，城市在运行过程中一定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政府管理部门的首要职责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打造一个唯美却无用的花园。

即使从国际经验来看，纽约、东京等国际化大城市也并未采取清理低端产业的方法优化城市结构。以服务业为例，根据《2009年东京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东京的高端服务业和低端服务业产值比重分别为60.2%和24.7%，而低端服务业就业比重达到73.6%；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2011年统计摘要显示，2009年，纽约的高端服务业和低端服务业产值比重分别为52.7%和38.4%，而低端服务业就业比重达到67.4%。

事实上，低端产业能在一定时期内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任何一项产业的变革，首先应当考虑的是民众就业。如此大规模的清理低端产业，所带来的就业问题不容忽视，社会也必将承担更大的压力。

政府不可能依靠自己的意志决定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入这个城市

在社会保障水平不能搜盖所有人或者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进入低技术水平、低环境标准的非正规部门就成为低收入人群求生存的唯一手段。生存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但当低端部门就业者的生存权不仅不能得到认可，更会遭到剥夺和冲击。针对传统服务业和低端第三产业对流动人口有巨大吸附作用的特点，大城市纷纷清理低端产业，对“五小门店”和小百货、小建材等各类市场进行整顿，整合清理了一批不具备基本条件的小门店、小企业，减少低端就业岗位对流动人口的过度需求。除此之外，更是在就业政策倾斜，就是优先促进本地人就业，以抑制流动人口。而这无疑剥夺非本地户籍的外来低收入人群的生存权，人为地将部分外来人口赶出城市。

事实上，由于这些流动人口没有本地户籍(也就没有福利)，他们为这个城市付出的比得到的要多得多，他们的存在也没有威胁到城市的安全与秩序。因此，驱赶他们是不公平的，政府不可能依靠自己的意志决定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入这个城市，应该尊重自发秩序，尊重市场的需求，更应该尊重这些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