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27 总第693期 编辑:魏巍

盼望着,盼望着,北风来了,小雨的脚步近了。被严重雾霾围困了将近一周的中国华北地区,终于在26日傍晚等来了“救驾”姗姗来迟的北风。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已经历过多次“爆表”洗礼的中国民众在面对此次雾霾围城时明显淡定了许多,就连拿来“消解”的段子,对比之前都减少了很多。雾霾固然可怕,而更可怕的是我们正在渐渐习惯。 [详细]

雾霾厉害吧,架不住咱能忍

《茶馆》里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日本人厉害吧,架不住咱能忍。如今雾霾当前,也架不住中国人能忍、能吸,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起风了,下雨了,这样的日子终于有救了。

有风了!有雨了!!有救了!!!

自从2月21日起,截止至昨日,严重的雾霾已经盘踞华北上空整整一周。而在这一周里,雾霾的强度也不断在增加。以北京为例,在最初的几天,污染指数始终保持在300-400——虽然这也已经是严重污染的级别了,而在25日至26日两天,已经长期保持的“爆表”状态。直至2月26日傍晚,在雾霾刚刚开始时就预报的冷空气如期而至,算是给“自强不吸”的人们解了围。

而在这污染的一周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似乎并没有什么愤怒,甚至连之前“苦中作乐”——那雾霾编段子的也不太多了。很多人仿佛就认命了,不再抱怨什么,好像雾霾注定是生命中必经的劫数。他们只是默默地戴上口罩,自强不吸。然后在媒体上关注着北风的进程,从玉门关到张家口,从八达岭到长安街。起风了,下雨了,这样的日子终于有救了。

遇霾:连吐槽的兴趣都快消失了

中国公众开始熟知雾霾是在2011年,那年开始美国驻华使馆实时监测北京大气污染数据并发布到社交媒体“推特”上。也就是在那年开始,在秋冬季节,公众时常感受到空气的严重污染,并被舆论所关注。

第一年碰到雾霾,大家集体恐慌、愤怒、媒体呼吁,第二年再碰雾霾,一部分继续敏感和排斥着,另一部分人可能就得过且过了;第三年碰到雾霾,不少人开始知其不可胜而淡然处之……不断地碰到时,大部分人已经见怪不怪、眉头一皱了之,甚至连吐槽的兴趣都消失了,于是痛感和愤怒,渐渐被麻木和无视所代替。这是人之常情,可这也是可怕之处,麻木与沉默正是雾霾继续肆虐的最好的“群众基础”。

治霾可以持久,社会良心不能麻木。即使我们已经与雾霾第一百次、第N次相逢,也应当始终保持痛感和敏感。很多时候,公众已经习惯听到各种口号,却看不到身边切实的变化,忍着忍着也就默然了。这习以为常的背后是无奈,更是对政府相关部门不作为的一种绝望。

治霾: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雾霾不是一天形成的,治理雾霾也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雾霾治理好比洋葱,剥开一层仿佛是环保问题,再剥开一层发现是个政府统筹治理问题,继续剥开一层又发现本质是个经济结构问题,倘若不断剥下去,还会发现有财政问题、利益博弈问题……

比如权威研究表明,雾霾构成主要是燃煤、工业排放、汽车尾气等等,可是仅仅一个控制燃煤排放,就事关煤炭行业、发电厂、钢铁水泥行业的诸多生产问题、成本问题、财政问题,环环相扣、犬牙交错。所以说,雾霾治理需要勇气、智慧和资金,还需要时间。可是,问题就来了:持久战下,必然出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局面。

中国人为何失去了对雾霾说“不”的耐心

雾霾危害表现得不会像伦敦、洛杉矶事件中那样直接,也不会像台风、暴雨那么剧烈,更多地表现为潜移默化的、长期积累的影响,很难刺痛公众最深处的敏感神经。

雾霾已成熟人,只见来得愈发勤快

前边说到公众从2011年秋冬季节开始熟知雾霾,也正是因为秋冬季节是雾霾的多发期。而在那一个时期,每一次污染,每一次“爆表”都足够能牵起公众的痛感神经。可是接下来,雾霾越来越经常的光临,也渐渐地和人们混熟了,大家对于它的到来似乎也不那么意外了。而雾霾也不满足于仅仅在冬天才来。2013年6月和10月,北方地区遭遇了两次大规模的雾霾,尤其是10月那次正值十一长假,影响范围甚广。而雾霾也不只是北方的专利,2013年的初冬,江浙地区遭遇大规模的雾霾天气,中国1/7国土“沦陷”。

“治理雾霾需要时间”也成了万能的借口

“治理雾霾需要时间”,这是对的,也是必经之路,就算伦敦当年治理污染也用了差不多三十年。但是,这个过程不是逃避和推卸的理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霾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发展的模式、惯性无动于衷,或不去从根本上扭转,以至今日积重难返。

时间不是借口,雾霾影响的是每一个人,甚至下一代人。如果不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仅仅以“反正短时间内也治不好”的心态,去沉默,去习惯,去纵容,不表达出“不”的意见,那么这个时间就真的变成了借口,也许到了下一代人还是如此。

“是危险但不即刻”总会麻痹人的内心

在危机防范体系中,长期存在这样一种误区:有伤亡的就是大事,不直接致命的就是小事。按照这种逻辑,即使雾霾影响很广、危害很大,因为短期内不会带来致命后果,自然很难被看作严重的公共危机事件。

这个误区在普通民众的心中同样根深蒂固:尽管每个人都知道雾霾将会带来多么大的危险,但又不是今天吸了,明天就回得肺癌,几十年后的事情谁说得清,甚至不少人也抱有侥幸心理。这种难以牵起公众痛感神经的错觉,使得“相熟”之后,人们对雾霾越来越麻木。

而一切都与这个民族的性格息息相关

说起麻木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又说起了中国人的民族性。如前文所述,《茶馆》里的那句经典台词:日本人厉害吧,架不住咱能忍。傅雷在《贝多芬传》的译者序里也提到: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致命伤。即使是中国人诟病多时的国产电视剧,在这方面也不乏高见,《我的团长我的团》里就有一句:英国人死于狭隘和傲慢,中国鬼死于听天由命和漫不经心。

如同鲁迅当年所说的:中国人,轻家国而重乡土,勇于私斗,怯于公战。为公共利益不敢站出来,为一己之私缺可穷尽所有的手段,这并非社会的进步。

除了忍受和等待,还能做点什么?

我们每个身处雾霾中的人,要把口罩戴起来,保持对问题的高度警觉,不能放弃对环境问题的抗争,这也是对政府的一种有力敦促。

期待环境诉讼驱散雾霾治理之霾

对于很多石家庄市民来说,面对300多的空气污染指数似乎已经麻木。不过,新华区的李贵欣却做出了另外的举动。他拿着一份行政诉状到裕华区人民法院申请立案,状告市环保局。李贵欣的行政诉讼索赔请求既为全国首例,其意义便超越胜负之外。至少,对于雾霾等致害主体模糊的环境诉讼,行政不作为的适用条件该如何确定?环保局能否作为被诉主?环保部门在这类污染事件中的责任如何界定?这些问题都经由李贵欣的诉讼请求呈现出来。

司法层面对环境类公益诉讼渠道的打通,进而为公民参与环保建设、敦促政府履职,提供倒逼和激励的驱动力,这其实代表了社会治理体系进步的一种常规机制。也正因如此,司法机构以及环保部门回应“李贵欣们”的诉求,不仅是基于污染致害、政府有责的基本逻辑、事实,更是因为面对诸如雾霾这类责任主体模糊的环境问题,当社会治理缺乏有效的参与和动员机制时,李贵欣的行政诉讼实际上是为治理责任的明确以及司法应对机制的完善,按下了激活键。

不能永远等待既得利益者的自我革命

尽管从中央到不少地方都制定大气污染防治计划,搞了所谓清洁空气行动,淘汰那些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落后产能,但显然,面对GDP的诱惑,面对财政收入的诉求,面对所谓关停并转带来的就业压力,面对转型升级过程中的烦恼,驱霾行动有些缓,力度有些软,制度有些柔了。

另外一点,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即在于,你永远不可能完全期待既得利益者的自我革命。在现在的环境下,对于部分地方政府来说,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运转显然更能带来实际的好处,地方政府官员是实际上的既得利益者。来自中央的行政命令或许被执行走样,如果没有来自民间的压力相配合,又怎么能使既得利益者心甘情愿地革自己的命呢。

公民精神亦不只是说说而已

面对影响广泛的雾霾,一个公民能够做些什么?李贵欣的答案是状告环保局,向对雾霾负有治理责任的环保部门索要赔偿。行政诉讼走向如何,似乎早已不那么重要。政府责任、公民精神,这是李贵欣此番诉讼抛出来的两个议题。

公民精神不仅仅是对于公共议题的发生,同样重要的是对公共责任的承担。在这种承担中,中国人需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美国式的现代生活未必能够复制。对于普通人来说,控制烧烤和大排量汽车或许是最实际的两点了。虽然,数据表明这两项并非最主要的污染源,但同样也占着一定的比例。

例如,一直关心着空气质量的商人潘石屹最近两天就被网友普遍吐槽,他在一个高速收费站拍雾霾被工作人员制止,并告之禁止停车。网友们很快发现潘石屹所乘的是一辆大排量的汽车,纷纷对其质疑。其实,正是如此,假若每一个人都能给地方政府这样的压力,同时又从个体约束起欲望,或许这才是治霾的开始吧。

罗曼·罗兰在读过《阿Q正传》后说:“可怜的阿Q的惨象遂留在记忆里了。”一个世纪后,你还是阿Q一样的可怜人吗?

调查

  • 1.您对所在地区的空气质量感觉如何?(此问必选)
  • 2.大气污染对您的生活有何影响?(多选)(此问必选)
  • 3.您对内地其他城市空气质量关注么?(此问必选)
  • 4.您有对改善空气质量做出过努力么?(此问必选)
  • 5.您认为全国空气质量何时能够明显改善?(此问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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