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证：生不出来死不掉

曹志伟说，人一生办的证种类有400多个，其中常见的证件、证明就有103个。第一个证就是在你没有出生之前、在娘胎里就需要办理的，甚至XY符号都没有的时候就要开始办了。

出生之后我们要办出生证、疫苗接种证、户口本，读书时要办学生证，还有学位证，各种考级证书，就业还有就业证、社保卡、医保卡、职称证、职业资格证等等。到了退休之后，还要办退休证、老人证，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你得开一份活着的证明，生存证明，活着才能领退休金。死了还没有消停，要办火化证、死亡证明、骨灰存放证等。

有证不一定走遍天下，没证一定寸步难行

上世纪90年代，著名童话作家郑渊洁写过一篇名为《复活的木乃伊》的童话，主角大灰狼罗克成为木乃伊后在123478年12月19日被科学家复活，成为活化石的罗克告诉那些未来的科学家，其所处时代不论做什么都需要一种特殊的纸——各类证件，于是123478年的科学家将我们这个时代命名为“纸器时代”。

中国人谁家抽屉里没装着十几个证件，办证、考证已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谓“无证寸步难行”。现有国情下，中国是当之无愧的办证大国。就连美国大片《碟中谍3》中一个镜头的背景都是“办证13×××”，这也是中国人最熟悉的街头广告。

每一次办证，都是一场“华丽的冒险”

2013年10月，央视《焦点访谈》曝光了河北和江苏的两起“办证难”个案，唤起了无数网民的共鸣，一时间，网络上吐槽“办证难”的微博和帖子铺天盖地。曝光后，两地政府均连夜处置作出严厉问责。

在微博上，潘石屹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潘石屹说自己“那一年”为了给妹妹转户口，跑了11趟公安局，到最后也没办成。这条微博引得警察迅速找上门，几天后，他又补写了几句话：“那一年是1976年。抱歉，我没有写清楚，惊动了公安部门的同志们来调查。”写起来挺有趣，听的人可能却是满纸心酸。潘石屹说的是历史，不少人却从中读出了现实。

往往要办一个证，还会牵出更多的证

政府机关办事难，难在需要的证明多，中国是个证明大国，你想去政府开一个证明，往往会发现，要想证明到手，你必要先办好另外N个证。为了开千奇百怪的证明，你不得不求爹爹告奶奶，从单位跑到居委会，从一个衙门到下一个衙门。

开证明当然是很难的，这不仅是因为一些公务人员的素质低下，而是因为，许多政府机关，根本就不愿意开。道理其实很简单，开证明公章，是一个政府机构在为你做担保。可万一证明出错，日后引发纠纷官司，那公章上的部门肯定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现在的政府机关都精明着，谁愿意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于是，办证就演变成一项产业

各种“证”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如此的不可或缺，却又如此的难以获得，于是，围绕着这个“证”，聪明绝顶的中国人创造了大量的GDP，无论它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以合法的来说，北京市今年开始严格限制外地机动车进京，原来存在的长期和短期进京证一律被缩减为短期——只有七天时限。然而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很多市民来说，车是必需品却苦于没有号牌就上了外地牌，但一周一次的办理进京证又会耽误大量的时间。于是就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进京证代办，你很难说它不合法，顶多也就是不合规而已。

而非法的，看看各个城市都存在的大量“办证”吧。

很多证本身就是制度性的刁难

办证的作用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国家对公民利益有条件性的捍卫，或提供法律保障；二是有关部门为加强控制与管理，而采取的身份辨别措施；三是通过办证收敛民财，增加财政收入。

“办证难”难在目前的各种证明太多太滥，让公民处处需要靠一纸盖公章的证明证明自己。而这些证明中，有不少是完全不必要的，通过政府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就可替代。

比如中国的暂居证制度，将百姓按照户籍划分为“本地人”与“外地人”，从而构成了对弱势群体的选择性歧视，致使他们权利被挤占，或承受更多负担。不少学者指出，要尽早消除暂住证对农民工、外来户等阶层利益的损害。

因为政府的治理观念很落后

办个证需要许多其他证，一张准生证“耗时”3个月……诸此之类的各种现象都是当前行政手续繁冗的具体表象，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不断简化审批程序，但落实到基层却往往不尽如人意。这些“不满意”深刻折射出当前政府自身效率跟不上社会运行步伐的现实，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在确保运行安全的前提下，应删繁就简，尽可能减少运行过程中的社会成本，因而，关键在于建立服务型政府。

“疑难杂证”意味着公权对个体的挤压

事实上，许多纯属私人空间与人本权利范围内的事情，根本就无需证件来插杠；即使是需要证件之处，有的也能数量缩减，程序简化。更何况，不少证件成了权力部门权力自肥的凭据，助长了不良关系的繁殖与腐败横行。比如有些创业者就称，证件多、手续麻烦，是他们创业路上的绊脚石。

生活中，许多证明实在有些无厘头，既然有户口本、身份证，那还要什么户籍证明？出国要无犯罪证明，犯了罪，为何不能出国，有一次犯罪前科难道要人背负一生一世？明明一看这个人就是残疾人，那为什么还要开一个残疾人证明？曾有报道说，如一位老人因社保费被无故停发，欲讨回自己的社保金，但却被要求开一个“未死证明”，这简直荒唐透顶，一个大活人站在你面前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本质是政府处处充满了对公民的不信任

什么事情都要开个证明，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政府在管理社会的过程中，处处充满了对公民的不信任。证明，说白了就是一种不信任式的管理，政府部门把每个公民都当成潜在的撒谎者甚至是犯罪分子，处处加以防范，由此形成一种无谓的社会内耗，这种不信任式的管理，与现代政治理念是相悖的。

公民不信任政府是一种权利，而政府信任公民却是一种义务。相信自己的公民不仅仅是维护公民被信任的权利，也是维护社会安定，降低社会内耗，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的必然选择。因此，解决政府机关办事难，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取消那些不必要的，千奇百怪的证明，政府不可为了防范极少数弄虚作假者，而将所有公民都贴上“不诚实”的标签。

借鉴国外经验，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有网友引据美国的例子，称美国人一出生就有了一个社保号，凭着这个号可以走遍美国，领取政府的各项救济和福利，不需要再办理“居住证”、“户口迁移证”等。虽然说所谓的“一号通”只是证件号码通用，实际上也有不同的证件存在。但我们应该根据客观需要，借鉴美国的管理办法，减少管理成本。

更重要的是建立现代的执政理念

行政手续繁琐、办证难的情况，早就是抱怨很多年的老问题。经过很多年的改革，行政审批的事项和手续都已经大幅地简化。但是无论从个体感受，还是与国际上其他国家比较，中国的审批数量还是太高。

把身份证明和各种行政审批环节大大简化，是一个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十分乐意看到的事情。但确实阻力很大，因为行政审批往往涉及收费，一削减这些收费的审批项目，那有关部门肯定是不愿意。它们更愿意你去削减那些收费少的、收益小的项目。

所以，政府部门必须建立现代的执政理念，即服务型政府。如果有时候政府确实需要对公民的一些事项进行核实，那应该在政府部门之间内部解决，这或许就是一个电话，一封邮件就能搞定的事，而不应该把麻烦推给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