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沙尘，西南旱灾。一只干死在水库中的鱼的尸体，在报纸头版头条上给人以强烈震撼。一篇讨论“宫腔粘连”的论文，10多年来被16个单位的25人连环抄袭，给学界强烈的羞耻。本周的这些坏消息，都不如福建南平实验小学门口那一片孩子的鲜血惨目伤心。本周二，一名男子在校门口持刀砍杀小学生，致13人死伤。他选择全市条件最好的小学作案，就是为了造成最大的影响。而“55秒刺杀13名孩子”的高速精准，也是为了在被制止之前杀死更多的孩子。

这个案件显露出一个可怕的逻辑:孩子们，因为最能牵动人心，而可能更多地成为报复社会的目标。这是一种病态心灵的逻辑，它没法理喻，但已经客观存在。

判断校园是否安全，人们也许会从下列两方面来判决:一是有没有人会那么邪恶、病态或者精神不正常，以至于对无辜的孩子们下毒手。如果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人，那么人们就会认为孩子比大人安全。然而，如果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孩子的自我保护能力更差，这就是校园的安全标准应当高于成人机构的简单理由，而不必问危险来自哪里，行凶动机何在。

从第一个方面而言，其实早就有这样的人了。2004年8月4日，北大第一医院幼儿园一名门卫用菜刀连砍15名幼儿。那人患有精神分裂症。

从第二个方面而言，北京电视台记者2004年的调查发现:北京大部分幼儿园都没有专业的保安人员。一位孩子的家长对记者说:“平时去银行也好，去写字楼也好，哪儿没有成群的保安、先进的安全防控系统？可为什么偏偏是孩子们聚集的幼儿园最薄弱呢？”——这话直指成人社会的价值错乱。

孩子们早就不安全了。多年前幼儿园里的惨案并没有使现在小学校园的门外更加安全。

本周一，就在南平血案的前一天，广州暨南大学的教学楼上，一名男子突然从后面抱起一名在校女生，将其扔出围栏，然后跳楼自杀。这名男子究系何人，动机何在，至今还不清楚。但它至少与南平血案有两个相同的因素:人性中的危险与校园的不安全。

昨日消息，两年前“出口日本毒饺子案”已经告破:投毒者的动机是对工资不满。而南平血案的凶手郑民生的作案动机，则是工作无着、情感挫折。人生的这类困窘其实很难完全消除，它们产生于具体的生活情境。但是，在自己的绝望中伤及无辜，甚至老人、孩子、妇女，一定是先在心中迈过了一道常人难以迈过去的伦理界线。在那个时候，他虽然还没有动手，但已经悄然变成了一个魔鬼。而整个社会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还不知道这颗心灵深处的可怕变化。这样的危险，悲观一点说，难以消除。这是任何情报系统难以搜集和处理的信息，因为这意味着要掌握亿万人的个人生活和内心世界，无论贫富。

有评论认为，彻底消除类似南平血案的危险，在于关心凶手郑民生那样“被社会边缘化的失败者”。这个看法温暖善良。但是，推着一个人迈过那条危险界线的，不只是其边缘化的社会地位、绝望的心理状态，可能还会有平日的道德状态和偏激的性格倾向。一个社会确实应当有更多的关爱，这些关爱可能会使社会更安全。但是，社会的“边缘”，生活的“边缘”——失意和不幸福，其实是消除不了的。就像盘子、桌子和任何事物的边缘无法消除一样。

本周四，一名于去年11月在家中凶残地将父母、妻子、妹妹和两个孩子杀死的在押犯李磊，被一位此前坐在门前路边被他开车撞伤的老人提起了民事诉讼。交通肇事与持刀灭门相比，当然相差太远。但李磊对被他撞伤的老人和孩子不仅未支付任何费用，还态度强硬、蛮横的情节，已经在他持刀灭门的两个月前显示出他心灵的阴影。

一件事的恶性太大，就仿佛切断了它与寻常事物的联系。其实它就蕴藏在寻常之中，只是有一道关键的槛儿，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迈过去的。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正是那道槛儿在心中对恶性设防，并且成功地防止了绝大多数普通人之间的潜在危险。

也是在本周四，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对4宗绑架学生案的8名被告进行宣判。四宗绑架案中，死了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只因哭闹被罪犯杀害。另外一个是因哭闹被罪犯掐住脖子窒息死亡，还有一个6岁女孩是被胶带封嘴，捆绑手脚后藏于床底，后被发现死亡。在是否故意致人死命的问题上，三名罪犯其实有所不同，却都被判了死罪。这样的判决固然基于恶性相同的客观结果，恐怕也基于这样一个推定:他们在实施绑架之时已经不再顾惜孩子生命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方向上，他们只走出一步，就迈过了那道不归的门槛，不管他自己是否意识到了。

马少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