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弃学从文的“韩寒现象”，十载演化到如今成了“韩寒话题”:《南都周刊》将韩寒定义为“公民韩寒”；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将韩寒形容为“中国文学的坏小子”。韩寒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怎么看待称他为“公共知识分子”……我不想定义他，倘若硬要用一个词来定义，我愿意说:“赤子”韩寒。

我向韩寒致敬，从社会进步角度，主要因为他是当今难得的在年轻人中有巨大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定义“公民韩寒”固然也不错，在中国当下也寄寓着不言而喻的褒扬。所谓“公民”，与“臣民”对举:敢于主张天赋的权利和自由，依法抗争维护正当权益，是每个共和国国民应有的态度，这样的“人”才是“公民”，也都是“公民”。但只有站在公众的或者说民间的立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监督权势者和强势集团，维护公众利益，不愧为“社会良心”的人,才称得上“公共知识分子”。这也是发言机会多多的孙东东、张维迎等名校教授,自我授权代表“中国”叫嚷“不高兴”的王小东、黄纪苏等作者，不被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缘故。

当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韩寒最可贵的是有平民情怀，有忧国忧民之心；他特别关心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希望他们有理想有“冲劲”，不要为房子之类物欲所压扁。正如他所说，他不是愤青，纵观他诸多文章，表现出的正是澄明的理性。（原载《南方都市报》1月11日，作者:鄢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