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理由表明，驻京办已经缓步走向了历史，但无可回避的是，它正在迎来一个告别的时代。从此前坊间“未来六个月内将撤消数千家驻京办”消息的众口传诵，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保留省级驻京办，县级驻京办全部撤销，地市级驻京办经省政府核准后可保留”的正式官方表态，驻京办尽管依旧还是舆情的焦点，但当这种焦点的潮水退去，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了驻京办背身离去的一片海。

与告别的背影面向同一片海的，还有对驻京办“欲撤难撤”的质疑——官员纷纷表示“撤不了的”，民众愿意相信驻京办很可能以其他的名义存续。其他的名义又是什么？身为法官的评论作者杨涛，以执法般的缜密精神在《检察日报》上做了“N种猜测”。他说，如果不深究各地超过1万家驻京办的深刻原因，光靠一纸禁令，驻京办名义上虽然消失了，但还是无法阻止它以其他形式出现，它或换个名称，或注册成民间组织，或者隐身于企业之中。

我不大能确定，这种“深刻原因”究竟是积重难返，还是千丝万缕理不清，不过毫无疑问，其更是一种繁芜、陈年而又纠结的复合体。恰如杂文家刘洪波在《新闻晨报》评论版所论述，“如果有人合法地拥有巨大权力，资源分配和政策制定无须公开辩论，公共职位无须公民认同，人们办事无法逃脱权力刁难”，驻京办是难以撤消的。那么驻京办“欲撤难撤”，民间这样说，是表示了一种担心；官员出来说，表示的实际就是一种“决心”。

要历经多少次治理整顿，才能最终消弭“驻京办”于无形，或许蕴涵前行的制度变革成效需要用时间来丈量，或许我们更愿意乐观其成。正因为这样，当面临一种“制度”外人为震灾的依旧难以作别时，公众内心最柔软的角落的确已经开始一寸一寸地痛。1月27日，审计署发布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跟踪审计结果（第2号），审计结果表明， 2.3亿元灾后重建资金被违规使用。尤其让人警惕的是，学校恢复重建工程中存在着违规转分包等严重问题。为什么震不倒的学校还是不能从曾经颤抖的大地上建起？评论作者陈方表示，仅仅依赖于人性中道德的自我约束，并不能保证震后重建清白无瑕——震后重建，更应时刻保持痛感。

痛感不会自动生成，只有制度才能把灾难阻隔在人性之恶的楚河汉界之外。如同不少论者认定灾区重建的每一步都应该实时公开，让其迫于各种外部压力而增强“自我免疫”一样，学者石嘉也在《新京报》上建议，灾后重建的每一分钱，都要对得起全国民众的情感和物质的付出。因此，我们应当“零容忍”任何违规的经费使用。而零容忍，即意味着加大惩罚力度和检查尺度。一样的道理，只有零容忍灾后重建、灾区学校重建中的任何一点纰漏、粗心甚至故意遗忘，灾难的痛楚才会永远被铭记，那些花朵般鲜活的孩子才能真正被庇护在震不倒的学校中。

为什么我们告别的姿势总是暗含惆怅与失落？那是因为我们往往拥有一颗迷失于麻木抑或矫情的心——这不仅指向我们，更指向动物的非同类。就在本周，有相关专家透露，我国首部 《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稿）》即将面世，值得关注的是，“违法食用猫狗肉或被拘”也被写进了专家建议稿。

关乎动物福利的议题，从来都是关乎社会文明程度的议题，在一个习惯于将动物福利置之于价值序列上端的社会，必然会在法律维度上对虐待动物行为进行明文禁止。问题是，在一个连动物福利的观念都尚未普及的国度里，我们真的需要以一部与西方国家完全对接的法规来告别“对待动物的野蛮时代”吗？保护动物为什么游离在了从真情到矫情的边缘？江苏教师邓海建在新华网分析，在我国的具体语境中，保护动物必须把握好两个问题。一是动物保护是不是在将人的权利与自由保护完了之后的事情？二是动物保护，究竟要保护哪些动物？“我们要保护动物，尤其是对人类有益的动物，但这种保护不是泛爱的、也不是均衡的；更为关键的是，保护的前提不是绝对放大动物的权益，不是将之夸张到与人类对等的位置”。真情要不被变成矫情，厘清边界才是关键。

有一种边界也可能是无法厘清的，它的名字叫做“黑砖窑奴工权利保护”。当在2007年6月山西黑砖窑奴工现象以及继而来之的执法风暴后，再次邂逅武汉黄陂黑砖窑奴工事件，我们事实上已经知道:不是比弱者更弱者的权利边界无法被厘清，不是丛林法则的现实退却如此艰难，“只是我们已经对一种剥夺熟视无睹了、习以为常了，不到生命的消失不足以引起疼痛。”如本报评论员晓宇所论及:黑砖窑黑在权利的边际递减。因为权利无法生长，所以告别的手语才会写满惆怅，告别的路才会像夜的黑一样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