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练洪洋

近日，重庆176家大型歌城已安装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歌城一旦有人点唱低俗等违禁歌曲，文化执法部门中央监控系统内的红灯立即自动闪烁报警。(详见今日本报A16版)

公众一唱低俗歌曲，监控系统立亮红灯、报警，执法部门立即出动……此情此景，让人恍若隔世，那应该是我们父辈年轻时代可能发生的事，21世纪再发生，未免令人诧异。以“低俗”之名限制公众某方面的精神生活，必须经得起三重拷问。

对于文艺作品，何谓“低级”、“庸俗”，什么才算“高雅”，不但辞典付诸阙如，也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详细定义。“低俗”是主观性极强的价值判断，不可能用科学的标准对此进行实证的表述。

谁有权充当“文化判官”？既然“低俗”不存在客观标准，就只存在话语权——谁说了算的问题。那么，文化需不需要“判官”，谁又有权充当“文化判官”？

自由意志是个人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要他的自由意志没有对他人或社会的公共利益构成危害，没有超越法律底线，就不应受到限制，这是现代社会的共识。政府没有必要老是胸怀“父爱主义”，放心不下“孩子”，非得包办“孩子”的一切不可。事实上，政府充当“文化判官”，干预社会成员的意志，也不可能实现“去俗存雅”的初衷，“文革”期间对文化的管制造成文化凋敝、道德颓废就是明证。

公众有没有低俗的权利？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多元文化的并存，既有“高雅”的，也可以有“低俗”的，西方歌剧与中国“二人转”在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

政府不应当以一种既定的标准对所有人的精神需求同质化，更不应以主观的标准去定义多元价值，应该把文化供求的配置权还给市场，让每个社会成员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