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家陶西平在武汉为教育界500余名代表作主题报告，他在报告中对当前中小学作文教学中的弊端进行了抨击。他举例说，“现在的中小学教师在作文教学中教学生‘母亲都是善良的’，所以每个孩子都写了一个虚拟的母亲，这让外教觉得不可思议。”并且，他提出了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教学活动要为学生们培养正确的价值观。

陶先生也许无意否定母亲都是善良的，他所列举的标靶，应当是“虚拟的母亲”，在“虚拟的母亲”背后，可能就是“虚拟的生活”，是抽取了情感、经验认知的生活体验。

陶先生说，“这让外教觉得不可思议”。如何不可思议呢？外教看到这些关于母亲的作文时，提出了疑问:“你们的母亲难道都是一样的吗？难道她们从来没有不负责过？母亲从来就没有自私过吗？”对于如此疑问，我们同样可以做善意的理解:这不是希望孩子们看到母亲坏的一面，而仅仅是对这些带着刻板印记的母亲形象表达怀疑，是对这种工于设计生活的写作方式表达疑虑。

但是，更深一层地想想，如果我们不只是看到了作文的弊端，同时也多看看我们的生活辞令，超越教育本身的思考向度，也许会自然出现。实际上，我们生活中的语言水平，未见比这些作文所表现的水平高出了多少。例如，现在的影视作品，不就是另一个层面的中小学生作文么？

陶先生也说了，价值观的教育是重要的。他认为“现代社会中充满各种各样的矛盾，而教育是一个驾驭、引导的过程，学校应该在各种活动包括日常教学中引导学生明辨是非，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但什么才是“正确的价值观”呢？如果一个社会本就拥有多元价值，如何权衡哪些是正确的，哪些又是错误的？陶先生从作文教学弊端所引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其实也超越了教育自身。

“正确价值观”的教育固然是重要的，但这种教育也容易采取简便、讨巧的的方式，最讨巧的方式，莫过于将是非、善恶、美丑等等价值赋予一系列刻板的形象中，这些形象就是物化的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客体。正如“母亲”这一形象，它出现在我们儿童时代的教育中时，往往不是简单的母亲，而是承载着厚重道德意味的，是富含多重象征意味的，例如人性本善的象征，例如祖国高贵的象征，例如只求奉献不求索取之精神的象征……这样的“母亲”，当然不可能有自私与不负责任的时候。

事实上，“虚拟的母亲”之出现，多少也是学生们在作文中追求“正确价值观”的一种表现，我宁愿认为这种写作是在投机。作文之外，我们的生活中，在很多领域，为求“正确的价值观”而说话，往往也不得不拿出一种“虚拟的生活”出来。“虚拟的母亲”，“虚拟的生活”，只不过是思维虚拟化的间接表现而已。所谓思维的虚拟化，就是一个人看似在思维，实际上只不过是在复制这个社会的平均思想而已；在这个思维的过程中，一个人的大脑成为某一种正确思想的复制品。而这种复制成为可能的前提则是:这个社会总存在一种区分正确、错误价值观的二元化标准，留给人们的则总是一种既定的、单一的价值观，使得人们说话时总是工于设计，言不由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