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

蒋立冬 绘

从“被自杀”、“被自愿”再到“被就业”，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时常感叹“我们是被字辈儿的”。这两天，“头词语被”又添新丁——“被死亡”。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近日有听众给该台打来电话，声称他们的户口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注销了。通过调查，记者发现在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类似这样的“人还活着，户口却死了”的情况并不少见。

比如腰周庄村，据当地村干部介绍，在这个1800多人的行政村里有300多人的户籍被注销，经过现任村干部的努力仍然有200多人没有恢复。很多老年人的户口在十多年前就已经被神秘注销。十年生死两茫茫，可怜这些老年人，“在权利上死了”竟然还被蒙在鼓里。

众所周知，尽管户籍制度在中国制造了许多不平等的事实，但到目前为止，户籍所对应的同样包括一项项具体的公民权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每个人在这个国家生活的权利证明。所以，一个孩子没出生多久，父母便会给他（她）去上户口；同样，除非是“吃空饷”的会让死去的人继续在户口簿上活下去，一个人死后没多久，其户籍通常也会被注销。

事情当年办得何等蹊跷！按说依照规定，注销户籍有一套严格的手续:正常死亡的，持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非正常死亡的，凭司法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火葬场出具的火化证明，《居民户口簿》、死亡人居民身份证才能到派出所办理。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是如此传奇，它的创造力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像力。一年前，我曾看过一部叫《红色康拜因》的电影，一直未忘片中两个富有想像力的场景:一是在麦地里，那位农民父亲自觉对不住儿子，于是给了一位在城里做过事的“小姐”100块钱，让她给他的儿子开开窍；二是在此之前，这位老农民长年在外面打工，待他终于回到家里时，发现不仅老婆死了，自己也死了——老婆死后，他儿子见他对这个家不管不问，于是跑到派出所把父亲的户籍给注销了。儿子的想法是，既然自己不能通过亲情将父亲从城里“引渡”回来，就在户籍上让他灭亡。从今往后，自己便成了一家之主。

显而易见，和腰周庄村的故事相比，《红色康拜因》里的想像力未免显得贫乏。同样是注销户籍，电影里，儿子充其量只能在户籍上消灭自己的父亲，而在现实生活中，腰周庄村的干部们却轻而易举地把本村老人都从户籍册上消灭了。近些年,各路专家学者、政府官员都忙于探讨人口老龄化问题与人口过剩问题，苦思冥想不得其法，没想到腰周庄村的草莽英雄们早就得出了一套瞒天过海的锦囊妙计。

此事曝光后，网上立即有了不少相似的爆料。顺着这个思路，现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又被还原为一个未解之谜。难怪乎有网民在新闻后面留言——怕是中国人口远超13亿，人家周口市想为国家“分忧”呢！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为什么这些农民可以“被死亡”十年之久？调查显示，这些老人的户口绝大部分是在1998年被村里注销的。之所以被注销，是因为当时每个村民都要交提留和集资款，而村里为了截留这部分费用，就把老人们的户口按照“死亡”上报到派出所。让这些村干部没想到的是，老人们活过了他们的预期，活到了“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

近几年，这个时代的确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不但是针对农民的提留等费用被取消，而且现行的惠农政策还可使农村的老人享受各种优惠待遇，种地还有了补贴。关于这一点，如果是从过去看到现在，时代自然是进步了。但如果从现在往回看，就知道这一纸户籍对于农民而言是“只有义务而无权利”。近六分之一的农民悄悄“被死亡”，算起来可谓是当地老人骇人听闻地“集体死亡”了。若不是因为户籍对他们而言是“只有义务而无权利”，你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十年间大家一声不吭。

没有权利的社会令人沉睡。所以我说，此事真正令人痛心的并不在于村干部的胆大妄为，而在于多年以来农民的权利一直处于沉睡或者归零的状态。而最近两年这些“被死亡”者因为种种“惠农”政策突然群起要求努力恢复户籍，谋求复活，正好反证了这一点。在此意义上，这些农民当年被宣告“死亡”的，与其说是户籍，不如说是权利；而能让他们起死回生的，也是权利。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