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畅

湖北省荆州市长江大学的三名19岁大学生为了抢救两名落水儿童而献出了宝贵生命。连日来，不管是10万荆州群众洒泪相送，在长江边上建立英雄大学生的雕像，还是有关渔船有没有见死不救、借机漫天要价等消息，无不牵动着公众目光。

而真正引起热议的，还是“救人值不值”的说法引发的社会讨论。这一说法甫入公众视线，很多人觉得似曾相识。上世纪80年代初，一名叫张华的大学生舍身救助掏粪老人，当时，有人发出追问: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和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掏粪老人，这样的生命交换值得吗？应该说，当时的讨论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是一次积极的思想启蒙。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和“文革”精神的废墟上，很多中国人第一次懂得的生命的意义，崇高的生命不可以用受教育程度、身份、地位来衡量。即便如此，20世纪90年代，在看完了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之后，作家梁晓声依然从那场争论的回望中体会到了“冰冷的理念”。因为，所谓的理性讨论，其本身有时已经超越了人性的基本底线，也超越了人类所能认知的基本价值。

应该说，此次对于长江大学三名大学生救人事件的争论，并没有停留在20多年前那场“值不值”的层面，而更多引申为一些所谓的“现代意识”。比如，有人问，救人该不该量力而行？见义勇为的同时，该不该见义智为？还有人说，什么“见义勇为”啊，在美国，根本就没有这个词，首先应该对公民进行生命教育，珍爱自己的生命，在保护好自己生命的前提下去救别人。

这话，确实超越了80年代，因为那个时代的人还缺少这种理念认知。以现代社会和现代公民的名义，还有什么不可以讨论的？但是，在道德上论斤两，是不是一种感情冷漠和理性残酷呢？

我们无意陷入这样的技术讨论，因为技术讨论本身，已经背离了人类精神所追求的目标。如果按照这样的思维，很多人类的道德伦理都要重写或者颠覆。比如，董存瑞除了托起炸药包，是不是还有更好的选择；黄继光堵枪眼是不是科学。我们不知道，如果对文天祥、岳飞进行“生命教育”，结果会不会是选择放弃？于是，零丁洋不再伶仃，怒发冲冠也大可不必，而这种珍视生命，其实是换来了精神上的不耻。因为，有些技术问题、理论问题本身是反道德、不道德的，而陷入这样的技术问题会瓦解精神的价值。

当然，处在一个向现代化转型的社会，我们并不反对社会意识和人的观念的现代化。长江大学三名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大学生，也绝不缺少珍爱生命的所谓现代意识。因为，个体生命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在一切危险面前都要进行利益算计和方法考量，对他人生命价值的无条件尊重和坚定的信仰追求，有时会是不计利害得失的本能选择。相反，在一个追求物质生活和利益考量主宰一切的时代里，在一些所谓的“现代意识”背后，暗藏一种精神恐惧。那就是，以所谓理性的名义，用利益得失来计算一切的价值倾向。这种做法的最大危机在于，对一切问题都缺少敬畏，缺少底线，没有什么可禁忌的，也没有什么可坚守的，没有崇高，也就没有了卑劣。

三名大学生英勇献身的事件，好像一面精神和道德的镜子，映照出当下社会一些人的精神贫瘠和信仰缺失。有人说，三名大学生拯救的，不仅仅是两名落水的孩子，还有我们的社会道德。应该让我们的社会道德有底线、有禁忌、有敬畏——敬畏生命，敬畏崇高的精神价值。当三个舍己救人的生命为了两个落水孩子而失去的时候，懂得由衷地尊敬，而不是用怀疑一切的眼光去解构、分解崇高。

我们用30年时间走过了一些发达国家200多年的现代化转型之路，其间带给人们生活方式尤其是心理的影响，可谓一日千里，风云激荡。有位知名记者从美国采访回来，最大的感受是“其实，世界上什么变化大，也比不上我们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大”。有个西方科学家评价中国:“他们在物质丰富之后，正在奔向诺贝尔奖的路上。”那么，在物质丰富年代来临之后，怎样重建一个民族的精神信仰和道德追求？我想，就从长江边上见义勇为的15名大学生搭成的“生命链条”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