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星期天，笔者应邀参加了“第一届潮涌珠江广东网民论坛”，主办者让我做一个“命题”讲演:“成长中的中国网络公民社会”。我说，此说并不确切，公民社会一定是在现实中的土壤上建成，而非在网络中。但网络助推中国公民社会却是不争的事实。公民社会和中国古代的臣民社会相比，公民社会人与人之

间的基本权利是平等的，用中国官方话语体系中人们耳熟能详的话来说，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凡是存在“特殊公民”的社会就一定不是真正的公民社 会。而臣民社会的特点是人因身份而产生基本权利上的差别，在家族中以长幼男女定尊卑；在社会以高低贵贱定尊卑，身份高于众人的人，其享有的权利也比一般人多。“史上最牛团长夫人”事件中，“我们是有身份的人”所指的“有身份”，实乃“有高人一等的身份”。网络时代到来后，最大的特点是信息掌握和传播上人与人之间趋于平等，由信息平等促进人与人的权利平等。以“史上最牛团长夫人”事件为例，若没有网络及时地、广泛地传播这个信息，这位“有身份的人”侵犯别人的权利，可能毫发无损。网络助推公民社会不仅仅是因为信息技术的进步，使普通公民表达意见、参与公共事务、监督公权力更方便更有效，也使普通公民更能克服先天性的弱势处境，使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趋向公平。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信息技术的飞跃，必然会使社会在公平性方面前进一大步。

秦汉时期，中国的重要信息载体是竹简，普通人掌握信息、传播信息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时候秦始皇每天阅读几十斤竹简的公文，搁在现在恐怕就一个20kb左右的word文档。但就是这点信息，普通人是掌握不了的，统治者在政治上有特权也就意味着他在信息上有特权。中国人发明造纸术特别是活字印刷术以后，信息传播的成本下降，有钱人或有权人已经不像竹简时代那样容易垄断信息了。汉代有“遗子千金，不如遗子一经”，讲的就是信息的垄断有助于巩固门阀特权。中国隋唐有了科举制，但使科举制真正成为贫寒子弟进入精英阶层的主要通道，最重要的技术推力就是活字印刷，使书的印制、传播成本急剧下降，像范仲淹这样的穷人家才俊，可以在破庙里读书。但纸张时代信息传播的成本和互联网时代相比，又非常高昂，读明朝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就知道即便在出版业已相当发达的明朝，穷人借书来读，是多么不容易。互联网时代，让真正有思想、有才华的人找到了最佳展示自己的窗口，被称为“洗碗洗出来的草根经济学者”周克成，在云南一个闭塞的山乡长大，高中没读完就去打工，后辗转到北京一家小饭馆当洗碗工，如果不是因为互联网，处在那样的境地，他对经济学的一些见解很难被人熟知，并得到像茅于轼这样的学者肯定与提携，也不可能让他成为一个知名门户网站财经频道的编辑。从互联网改变周克成一个人的命运可以看出，互联网正在改变中国社会，这种改变的关键词就是:平等。

这次网民论坛的过程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个关键词，到会的网民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地域，有些是广东的“新客家人”，有些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有些是企业主、学者、官员、农民工，还有残疾人，在会上就珠江三角洲一体化等问题唇枪舌剑，相互拍砖——— 这在看重身份差别的传统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因信息上趋向平等，所谓权力带来的神秘感、威严感必定祛魅，其带来的结果是，普通人在公权力面前的底气更足了，而公权力不得不变得更加谦恭，权力运行在无数网民的盯防下也会走向更加透明。（十年砍柴 知名网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