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本有所谓借壳上市之说，捐款兴学，就是一种借学留名的智举。或因现代大学系统在中国确立甚晚，海峡两岸富人皆较少注意及此。倒是曾为殖民地的香港，颇有人能借鉴西方这一传统。如今大陆稍微像样一点的高校，都有至少一座以邵逸夫命名的建筑（甚至新加坡大学也有）。而胡应湘讲座，更已进入美国的常春藤大学之中了。

今日社会之中，商界的名誉是可以超过学界的，从商者不一定要借学留名。唯捐钱还可展现自己服膺的观念，推动自己所关注的事业。我知道各地都有些相对富有的人在默默赞助着一些文化讲座，有的已持续数年，而无意在媒体扬名。唯有时象征性的大举动，可收到超付出的效果。1991年耶鲁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卡根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说，强调西方文化的中心地位和学习西方文明史的重要性，立刻获得德州石油富商一笔2000万美元的捐款，用以在耶鲁大学设立11个西方文明史的讲座教授席位。此事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其影响和意义，当然就不限于一所大学的讲座了。

近年中国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所热的“国学”虽颇具异彩，非早年讲国学者所熟知，然此关注若持续下去，不排除已经异化的“国学”可以有所回归。如今对国学有兴趣的富人也不少，大学各类国学班中常见他们的身影。但一举捐出巨款以“振兴”国学的，似尚少见。这当然不是说他们对国学取叶公好龙的态度，主要还是我们缺乏类似捐款兴学的传统。

其实国学的核心，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文化”。在变动剧烈的时代，人们总是越来越关注自己的文化渊源，以明确“我是谁”的认同。学术社会的构建，主要靠民间力量，这是中国长期的好传统。清代的江南学术发达，与各类民间资助有直接的关系。当时盐商多资助刻书，今日事业有成者不妨捐款办学术刊物，尤其是与文化认同息息相关的史学刊物。

过去孔子曾主张，对人民要富而后助教。若富而后助教，对本人而言是智举，对他人而言是美事，又何乐而不为。我更希望我们也学学西方，对捐款兴学制定出更明晰的免税规则，以善意鼓励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