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颖

可能是基于“数钱能镇痛”这种“前卫理论”吧，往往出现“重经济赔偿而轻刑事处罚”的倾向，包括交通事故案件的办案者，也愿意尽量简单化地将悲伤和痛苦数字化。

对“6·30”惨祸中遇难的5位逝者的赔付商谈工作已经结束，南京市江宁区政府与逝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赔付资金由区政府先行垫付，条件成熟后再向肇事者张明宝追偿。赔偿5位逝者家属的总数额可能在200万元-250万元之间。(7月5日《扬子晚报》)

这条消息被舆论啧啧称奇，一些媒体已开始一笔笔算起账来，细算每一个条款按上限赔偿的“优惠”，一些人甚至以谈论“中彩票”的语气讨论这件事，并将其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数条人命和数个家庭的绝望和悲伤，因这组看似“巨大”的赔偿数字，而变了味道。

何以会出现这样的奇怪场面呢？仅仅以观者的冷血和缺少悲悯心来说事，是不够的；而是这赔偿的额度，已到了构成受关注新闻的额度。在当下，一场交通事故的“命价”，少则三五万，多则二十万，而二十万以上，就是“新闻价”了。杭州“70码”和成都公交车起火事件，就属此列。这种赔偿，与公众的关注度成正比。

但是，几乎每个事故的家属，都会说“你给我再多的钱，也买不来我亲人的命”。这足以说明，对于受害者及其家属来说，钱不可能是最重要的。在“得数十万元而承受丧亲之痛”与“一分钱不得而亲人平安”这两种结果面前，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即使再多的钱，也难以买回“6·30”惨祸中那个刚刚建立起幸福小家、并即将当母亲的年轻女子的生命，买不回那几个家庭因失去主心骨而从此失去的欢笑声音。

由此可见，赔偿只是不得已的下下之策，对他们能起的作用连“安慰”都说不上。但一些人似乎并不知道这个道理，认为钱的赔偿是可以抚平伤口摆平一切的。可能是基于“数钱能镇痛”这种“前卫理论”吧，往往出现“重经济赔偿而轻刑事处罚”的倾向，包括交通事故案件的办案者，也基于各种说得和说不得的原因，而愿意尽量简单化地将悲伤和痛苦数字化。而最可怕的是，一些肇事者也这么认为，在许多事故现场时不时会冒出酒气醺醺的“你信不信我花20万元撞死你！”之类豪言，“6·30”惨祸肇事者张明宝在多达79次交通违法行为之后，还能安然饮酒并撞死撞伤一大堆人，就更不奇怪了。

本是万不得已的赔偿，变成了气壮如牛的二次伤害，甚至还成了令人羡慕的“好运”，确实让人哭笑不得。它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我实在不好说。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电视上传来两个信息，发生“6·30”惨祸的南京，又发生醉酒撞人事件，而我所在的成都市，也几乎在同时，又有四人被撞死……

□曾颖(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