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潮州中院6月30日对一宗利用某移动公司手机通话话费结算技术漏洞透支话费，以拨打国外声讯台获取回扣牟利的盗窃案作出一审判决，以盗窃罪判处方飞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同罪判处闻海灯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6万元。

潮州中院6月30日对一宗利用某移动公司手机通话话费结算技术漏洞透支话费，以拨打国外声讯台获取回扣牟利的盗窃案作出一审判决，以盗窃罪判处方飞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同罪判处闻海灯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6万元。(《广州日报》7月2日)

在新浪网进行的“你如何看待嫌犯透支90万手机话费被判无期徒刑？”调查中，有近八成的公众，反对当地法院作出的判决，认为量刑偏重。经历过许霆案法理与情理间认知的历练，公众依然认为量刑偏重，显然是“事出有因”。

一方面，从目前报道的陈述中，公众看不到另一责任方——— 移动公司的责任承担。从技术层面讲，手机通话话费结算技术漏洞，并不是难以克服的技术难题——— 这正如在许霆案中，舆论对自动提款机能否被认为是责任方、应不应该承担责任过失的讨论一样。因为，就嫌犯方飞用一张假冒身份证，便能获取大量手机卡的事实来看，移动公司作为责任方，并非全无过失。同时，鉴于移动公司在响一声电话等问题上游移和暧昧的态度，公众有理由认为，在重判嫌犯方飞的同时，移动公司作为责任方，不能逃避自身的主体责任。最起码，在手机卡实名制、响一声电话，以及话费结算技术漏洞等问题上，移动公司起码应该有亡羊补牢的积极作为。

另一方面，嫌犯方飞被判盗窃罪应无异议。只是，法院如果以“两人获得由国外声讯台支付的部分回扣款共计2万多元，赃款被花光”为由，认为嫌犯“盗窃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予以从严惩处”，相信不少公众难以接受。原因很简单，即便是以嫌犯透支的90万元手机话费作为参照，和那些动辄贪污受贿百万千万的官员们比起来，公众依然有理由认为，对嫌犯方飞判处无期徒刑的量刑，依然过重。

简言之就是，对嫌犯来说，其之所以能够作案成功，是利用了话费结算的技术漏洞———就像许霆利用了自动提款机的暂时故障一样。同时，至于犯罪造成的后果，一定程度上说，移动公司一方面应该为自己的过失承担一定的责任，另一方面，不管是从嫌犯获得的实际获益绝对值，还是犯罪事实造成的“恶劣影响”程度来说，部分公众难解法理，更愿意用情理来对案件做出判断，自然在情理之中。以目前的情况判断，“透支90万话费被判无期”案仍会引起舆论强烈关注，如何从频发的类似判决中，获取完善相关法律文本的动力，考验着相关职能部门的能力与智慧。 □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