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先生有感于一些“网络意见领袖”争吵的背后伤害和未来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对中国社会是否有对话精神产生了极大隐忧，所言极是。我在推特(Twitter)上转发了他对哈维尔对话精神的《八条对话原则》，引来了一大批的锐推(相当于邮件的转发)。其中一位知名网人还增加了一条杜撰的尾巴：“后来，哈维尔到了中国，体验了一把中国特色国情。回到捷克，哈维尔翻出《对话守则》，增加了第9条：遇到傻逼，还是要骂。”一句话道出真谛，再怎么样做出尝试对话的样子，最后还是终止于一个词———“傻逼”。

所以中国人的国骂就是锁上对话之门的钥匙。话一出口，钥匙就断在了锁里，立刻失去了尊重的底线。门关上，就只能变成隔墙对骂。于是骂不绝口，口无遮拦。上至父母，下至体物。围观人群也是随时参战，一时间硝烟弥漫，战鼓喧天，一地鸡毛。这时候再拿什么冷静、理性来说话都为时已晚，如同超七十迈的车速根本刹不住一样。

这当然不是对话的方式，连辩论也都算不上。到了民主社会，辩论是必要的，这既是双方观点信息的最大呈现和逻辑推演，也是凸显分歧存在和最优选择的基石。但对话更是日常需要的，需要融合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对话，连辩论基础都无法达成，更不用说议事。对话为初，有对话，才有游戏规则的共识。然后才有辩论的氛围，此后才能谈到议事。中国现在一批有热情的行动者，例如袁天鹏，正在努力推进罗伯特议事规则等议事方法。可惜，因为对话文化的缺乏，常常无法进入到议事规则本身，导致了难于前进的僵局。

对话之初的最大敌人就是威权，中国家庭内部就有权威压制的传统，进而延伸到教育和社会。国骂其实就是威权的一种，是人们无法控制对方时所扔出的脏弹，和“老子要教训你”的直接控制没有差别。但是伤人一千，自损八百。想建立民主社会，一方面要将威权解构，另一方面还要建构对话框架。

著名量子物理学家大卫·玻姆(David Bohm)对量子理论和神经科学贡献卓越，还参与了曼哈顿计划。但后来却因为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而被迫离开美国。于是他用其余生去研究对话的问题，这就是后来在学、商、政都有深刻影响的“玻姆对话”(BohmDialogue)。其中包含了颇为人性的“不可协商”概念。他认为人和人之间差异过大，大部分情况下难以协商，也无法用逻辑和理性达成一致，很多不经意的争执都来源于此。既然承认“不可协商”的天然存在，却仍然要形成共识，就要用更有群体性和社会性的方法来转换“不可协商”的焦点。于是他和后来者(彼得·圣吉等)也都提出过很多对话原则，经过教育体系的尝试，渐渐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的很多层面。

玻姆对话中主要强调“自由空间”(FreeSpace)，保证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群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也就是在合适的对话尺度下，所有的对话者应当遵循四个原则：1.对话各方先不要做出任何决策；2.暂停对别人意见的判断；3.同时每个人应当足够开放透明(在第2点基础上才容易做到)；4.在别人的基础上提出更多的建议。这几条原则看上去并不艺术，但是却时时能够帮助消解那些不经意的伤害，可以引导一个对话过程慢慢走上建设性。不过看上去简单，却很难在真实世界中得到实施，最好从很早期的教育中得到训练，这样才不至于出现难解的死结。当下中国社会，止损和维权虽然是第一位，从孩童就开始建构对话机制也刻不容缓。有了这些基础，才有更高水平的对话和群体的智慧，民主也就不是空谈了。

近来，“绿坝”事件引起诸多非议，目前暂停强制实施安装“绿坝”的结果是受到欢迎的，可是我们必须牢记，如果缺乏正常对话的机制，任何一种公众政策的出台都可能严重割裂一个社会。为防止滥用职权，强调公众参与的监督和制衡力量是必要，而眼下最需要的是一张张圆桌，可以对话与谈判的圆桌。　(作者系新媒介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