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残疾人要的不是某个单位某个公司的施舍，我们要的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在“广州乘车无优惠，外地残疾人状告公交公司”一案中，面对巴士公司代理人一开庭就对残疾人身份表示同情后，夏楚辉的这番“特别陈词”(见昨日《南方都市报》)，显得有些“刺耳”，至少会让人有这种感觉:难道对你们残疾人优惠，让你们本该交的钱少交或不交，还不是施舍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国家采取辅助方法和扶持措施，对残疾人给予特别扶助，减轻或者消除残疾影响和外界障碍，保障残疾人权利的实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残疾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便利和优惠。”《广东省残疾人扶助办法》也作了具体规定。这里暂不论法律明文规定赋予的就是“权利”，且从道理逻辑和现实数据看，为什么给残疾人优惠是他们应得的权利？

借用罗尔斯的社会正义理论，假设我们处在一种状态，我们对自己的身体、能力、贫富和地位一无所知，我们也无法预测未来会怎样，我们是否期望有一套制度，能够保障万一自己是最弱、最穷的一个呢？显然，如果残疾、穷困发生在自己身上，无论出于“自利之心”，还是“怜悯之心”，我们都期望别人能同等地待我，还希望制度能对“平等”的权利加以保障。这就是保护弱势的正义理论。因为，身体的残疾(先天也好，后天亦罢)均非残疾朋友本来就“应得”的，更非他们“愿得”的。当残疾降临在他们身上，对于个体来说，是“命不好”，很偶然，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一定规模的人口发生残疾却不可避免。因此，对不幸遭遇残疾的我们的同类，进行弥补和帮扶，是正义的呼唤，也是社会的责任。这种社会责任和正义吁求通过法律凝固下来，便是应得的权利。

在中国人眼里，谈权利，多多少少有点冷冰冰、伤感情。在我们身边，就有人对夏楚辉的做法表示有些费解，觉得他这样做是不是有些“过了”。但反过来问，为什么本应深入日常生活的法律，却要通过如此执拗的方式，才能贯彻执行？其间透出的，正是社会舆论给予残疾人的关注太少。

有个问题需要注意:即使按照有些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理念，按照“如果不设防，傻瓜都会来”的逻辑，通过户籍限制，让外地残疾人分不到“先富起来”的好处，也是无法理直气壮的。根据概率分布，工业越密集的地方，工伤事故就可能越多，车子越多的城市，交通事故也可能越频繁。至少，我们还没看出广州目前的管理水平已经高到超越了“量越大，事故概率越高”的规律。过去一个月广州的交通事故足以表明，社会性因素不仅是“杀手”，还是致残的“高手”。在车流横行、事故不穷的城市，谁又能保证自己明天不会遭遇残疾的风险？而对于外地人，难道在广州致残后，由于没有户籍，不说享受社保，就连坐一回公交地铁，也要为难吗？公交地铁属于半公共物品，多“带”一个人，让残疾朋友搭搭“便车”，并不会给政府和企业造成多大损失，如此易行的慈善，就在家门口，何不予人呢？□张湖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