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广东省选出了中国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从履任之初激动地通过媒体公开手机号码，而后每天疲于应付几千个电话而不得不关掉手机；到亲自帮农民工讨薪；到“能帮的帮，不能帮的让他们找工会”；再到今天发出感慨:“有职无权，只能干着急”——胡小燕两年来颇为崎岖的履职征程，见证了一个农民工代表的期待与迷茫。（2月25日《广州日报》）

“我不是救世主”——这是举国三亿“同行”将期盼压到胡小燕柔弱肩膀上时她发出的感慨，这是可以想象的无奈。我们要肯定作为农民工代表的胡小燕个人在推动农民工问题上的努力，但也要承认，这种努力当下仍然是个体性的。比如有老乡拿不到工资找她，她建议找工会，被老乡责怪为“耍大牌”；比如有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她建议找政府部门协调，也不被理解。这都让胡小燕很着急，所以她感慨，自己“有职无权”，所以只能干着急。那么，在她的潜意识里，希望拥有什么权呢？

恕我揣测，她可能希望拥有一种“我是人大代表，我提出的问题你必须认真解决”的权力，然后拿这种权力为弱势群体办事。从道德上，这种朴素想法没有问题，但从公权理性的角度，这种诉求并不靠谱:人大代表有“身份”之说，是强调他来反映这个群体的诉求，不是以“职权”解决这个群体的问题，那只能是一个最低层次的维权。更何况，一个胡小燕也满足不了几亿农民工的需求啊！

农民工的困境，只有农民工代表才能替他们出头说话吗？当然不是，甚至相反。我们需要的，不是各地增选几个农民工代表，而是推动更多的代表，为弱势群体代言，为弱势群体的权利想办法。你不代言、你不说话，选民就让你离开。所以，从身份上增加几个“胡小燕”只是表面问题，从内涵上增加几个一心想为农民工说话办事的“胡小燕”才是本质命题。即将到来的全国两会上的记者们，在大力将镜头聚焦“农民工代表”之时，千万不能忽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