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天潘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行政监察法修正案草案，草案对受行政处分官员的解除程序做了规定:受处分人的处分期限满了，要由监察机关及时解除处分，他今后的晋升、晋级不再受处分的影响。(2月25日《京华时报》)

官员复出，其实是官员问责之后的一个伴生问题，所以，要探讨复出的问题就必须溯源到问责。问责是追究政府官员的责任，意即权责对等。有多大的权力，就承担着多少的责任，具体来说，共有引咎辞职、停职、免职、撤职四个层次。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度，大概开始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此后随着问责的深入，逐步建立起了全面的行政问责制，责任政府的理念正在催生一个良好的政治文明构架。

根据宪法和法律，政府及其公务员必须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包括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同时，政府还必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以保证责任的实现。这是为增强官员的责任感而设置的一道“紧箍咒”，从而使人民公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问责的目的所在，同时这种权责的捆绑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体现。

但是，在官员复出的问题上，现实的操作层面却往往会出现一些“不太文明”的案例，正如有一个叫“打老鼠”的小游戏一样，小老鼠从洞中探头钻出，可以用锤子击打，在这个洞挨打了，它又从另一个洞探头出来。如此下来，既令当事官员的仕途成为暧昧的暗箱游戏，也消弭着公权的公信力，公众对此颇有微词。

在公众的一般性认识中，问责和复出二者的关系，本质应该是“怎么下去”和“如何上来”，以及“上”、“下”对等起来的问题。官员被问责，是因为出了问题或犯了错误而引起公众不满，所以要担负起责任。启动问责制，让这个官员下去，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因此，在官员复出这个“上”的问题上，，也应该和问责这个“下”的透明度一样对等起来，只有官员重新有了突出的表现并赢得了信任和民心，才能重新上来，而且也应该光明正大。

“下”，是因为民意所指，“上”，同样也应该要为民意所允。由此观之，之前的很多官员复出，尽管那些复出的理由解释得都很完美，却均因违背了这个基本的认识，所以才被广泛质疑。而这个行政监察法的修正案草案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否则，就难以真正消除公众对于日后官员复出的质疑。

其实，要避免官员复出的“不文明”嫌疑，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像问责一样，明确权责对等，将之纳入到一个规范的公开公正公平体系内，走政治文明框架内的合法程序。在我国现有政治体系下，人大是重要的问责主体，因此，复出同样应遵循走人大决议的途径，进行公示、说明理由，同时接受民众的监督，让民众来参与评判。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摆脱暗箱操作嫌疑，让问责成为良好的政治文明构架内的另一个制度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