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广东选出了中国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3亿农民工终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回顾两年的代表履历，她深有感触:一是忙，始终在为农民工问题努力着；二是无奈，“有职无权”，很多问题不是自己可以解决的。（2月25日《广州日报》）

向社会公开手机号码，每天能接到几千个电话和几百条求助短信；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掀起一阵旋风，被满脸焦渴的上访者包围……全国人大代表的权利符号，并不等同于执法机关及工会维权团体，亦不具备直接解决问题的资源手段，深感无能为力的胡小燕焉能不急。

为什么国家预防腐败局官方网站在开通的首日，就被大量举报邮件挤得瘫痪？为什么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那公开了号码的手机，几乎被讨薪农民工打爆？它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某些地方民意表达的出口不畅，社会矛盾化解的渠道不畅。在其他地方遇堵，只能在这里释放，井喷的不是投诉和举报，而是公民权利的寂寞。

胡小燕关于有职无权的“着急”，既是农民工群体普遍焦虑感的映射，同时更是一个基层人大代表关于履职扛责的身份焦虑。全国农民工数量多达3亿，他们都在期待自己的代言人在国家最高权力平台发声。然而对于一个庞大社会群体来说，此类代表又显得太过稀缺了，将3亿之众诉求寄于一人之身，胡小燕柔弱的肩膀难以承载。

更为重要的是，现行制度资源赋予基层人大代表的条件和手段不够，使人大代表的“职”与“权”发生了错位，以至于胡小燕等基层代表产生“有职无权”之感。譬如，人大代表没有薪水，身为农民工的胡小燕首先要打工养家，生存压力超过了履职压力；此外人大代表每年开会仅一次，时间十天左右，除了短暂的“会期权力”，像胡小燕这样的农民工代表没有自己的智囊智库、工作团队，难有精力时间和足够政策水平就农民工问题开展专题调研，提出富有针对性的高质量议案。

亿万农民工把当家作主的权力让给了胡小燕，看到胡小燕在那里干着急，他们更着急。如何把更多资源手段赋予基层代表，化解基层代表的履职焦虑，纾解基层民众的权利焦虑，让胡小燕们更加自信、更加从容、更加专注、更加有职有权地履行人大代表义务，应是下一步制度设计的关键之关键。 （张培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