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燕云飞

江苏邳州连续数年经济增速居苏北之冠，去年跻身全国百强县（市）。调查显示，这个百强县的背后，是大量耕地被违规占用的现实，邳州5年内扩城至50平方公里，一度被国土部点名批评。经营城市、卖地生财的模式被称为“邳州现象”。（2月1日《新京报》）

先不说邳州城区面积从2001年的19平方公里，扩大到2007年的50平方公里，以及接下来将进一步拉开98平方公里的城市框架；也不说邳州被称为世界最长的汉白玉大道、超出审批面积10倍的仿“中南海”的行政中心，在邳州经营城市的经济增速过程中，且让我们把目光聚集到当地乡村的沦陷。

这是一幅怎样的乡村图景？暴力征地几乎贯穿了邳州经济增速的全过程——— 断电、打骂、将人强行拖走、威胁“沉湖”、引水淹地……直至2007年7月村民在地头阻拦征地被殴打致死，今年1月又一护地村民被当场刺死。一个个村庄被“铲平”，全村土地被征收，村民用全部加起来都不够的补偿款向“农民公寓”迁徙转移，部分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

乡村一步步被城市化的力量所吞噬，人与自然不断加深着隔膜。如果这就是经济增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或许很多人宁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实在一次次迷茫而哀伤地敲响乡村沦陷的警钟后，乡村的征地与拆迁问题，已经丝毫不亚于城市的拆迁矛盾。

以往谈到乡村沦陷的沉重话题，人们的观察视角多停留在文化或者经济的范畴。事实上，最为根本的应该是权利领域。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本身就体现为不同社会群体的权利严重失衡。日前，进入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一系列含金量高的惠农新政面世。但是，“邳州现象”告诉我们，一些惠农政策落到基层，既有可能变味，也有可能被截留，否则不会出现一面加大惠农政策，一面是一些乡村在沦陷。

权利匮乏，往往伴随着权力膨胀。在这个前提下，很难说服权力去还权于民，有效路径是向法律寻求公平与正义。在通篇的邳州报道中，很难数清到底有多少宗耕地征收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单单一些做法已经让人瞠目结舌，譬如每隔两年就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基本农田改为耕地、耕地改为荒地；将基本农田和耕地拉上围墙填上建筑垃圾，造成土地已是建设用地的假象；在建设工地上铺稻草和玉米秆，欺骗国土部遥感卫星……

某种程度上说，公民权利最惨重的沦陷，往往缘于政府部门的违法。遥望那些已无炊烟的乡村，不仅仅为了山水田园，更为了不可突破的耕地红线，法律应该给予回应，应该有大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