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月29日评论版文章:如果我们把改革看在60年的跨度来看，我们过去30年，重点在经济改革，未来30年，我想重点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主要是几方面，一是价格自由化，第二是企业民营化，包括借着新的国有企业和民营化，第三是地方分权，第四是开放国际化。

未来30年，主要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要论述一下经济的市场化，走在政治的民主化之前，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改革程序。其实我们从邓小平发起改革，尽管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步骤还是相对比较小的，我想这一点是对的。为什么经济的市场化，走在政治的民主化之前，我想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一个国家，我们首先一定要清楚，什么是市场做的，什么东西是政府做的。好多东西，我们对民主化有一个误解，好像所有民主就可以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但民主是不得已的办法，我想政治体制解决是一个手段而已。打一个比方，什么是市场解决，什么是民主解决，好比我们在座的人，我们中午要吃饭，一种办法就是我们自己你拿着钞票，想去哪个餐馆，或者同样的餐馆，你想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这是市场化，民主就是自己先投票，有一个程序，50%以上的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是民主。所以民主是个迫不得已的办法，带来了对一部分人权利的剥夺，和效益损失。

而要既定这个过程，市场化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市场化之前，我们就憧憬于政治民主化，我们觉得民主化可以给我们带来好的效果。第二本来可以通过个人决策，可以自己解决的问题，都推到政府身上，我们就不希望这样，寄托在改变民主的方式，改革政府的效能。从历史来看这个是非常不成功的。所有的成功，凡是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它都经过非常长的一个痛苦的过程。

第二个原因，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民主化一定建立在一个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的基本意识基础靠什么？靠中产阶级。其实我们人类过去两百多年的发展，就是中产阶级不断的兴起的过程，现在讲全球化就是中产阶级的全球化，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叫做民主的话，就是讲个人要行使一种权利，而这种后果会影响很多人，不是说我买股票我买多了，我只影响我一个人，而投票，我选某个人，在某一项法律通过的时候，你的任何一项决策都会影响很多人的。我们看，我们是两极的，一极是非常富的，一极是非常穷的人，这个穷人是非常容易改变的，就是投票的时候，很容易被少数人给操纵。而富人不需要，他自己有权力，甚至雇用黑社会来做这个。所以他们也对社会做不起什么决定作用。而中产阶级，这些人过的挺好，他有房子、有车，所以不会引起社会动乱，但是他又不够富有，所以不够欺负别人。所以在这个阶层当中，是国民最大的。如果这个阶层不够大，社会就会变成暴民阶层。只有这个阶层足够多，才可以变化一个公平、公正的过程。所以我想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

第三个问题是民主改革，我也坦率的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核心挑战是什么，怎样能够精英政治、精英治理与民主化结合起来，中国最差的是民主化变成痞子民主，变成暴力化。中国这个最大的是中产民主。为什么讲中国的中产民主是很大的。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任有意识的中产阶级，那么民主的话，无论是选举还是什么，导致的不是一个精英治理，而是一个暴民治理，所以讲，中国的民主，肯定对经济、市场化不能太急，不可能很快就可以实行，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另外我要讲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法治核心，是要树立法治的核心和法院的权威。

但非常遗憾，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做法，都在弱化法院的权威性，而不是强化，这个非常危险。现在很多纠纷，都上访、政府协调，但这是不利于稳定的。政府如果采取，靠政府本身来去解决这些社会冲突矛盾的后果，可能是引起社会的不安。唯有借助社会司法的权威性，才可以把社会问题分解成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个体的问题，这时候的社会才可以安定。所以我想这点非常的重要。至于我们下一步的其他好多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这个我们需要很好去探讨。

当然未来，我说，刚才我一开始讲到，未来的30年，就是如果放的远一点就是2040年，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改革，应该完成了。其实我说的这些，有点借鉴大历史的观点。历史学家唐德刚，他讲到中国有两个大的结构性的变革，第一次就是从封建到郡县制改变，从秦始皇开始到汉武帝确立大概200年时间，第二次变革就是从帝国制到我们民主社会、现在公民社会的变革，大家也在两三百年的历史，我们现在发展很快，如果两百年算的话，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2040年，正好两百年的时间。现在可能由过去的30年，和未来的30年，是我们200年变革最后的一幕。

大家觉得这个有点太遥远了，但如果各位看历史的话，是很近的事。美国是1789年发生独立战争，花了9年解放黑奴，但是经过二百多年，1965年黑人才有了选举权，但是40 多年后美国黑人当了总统了。历史看起来很长，但是回过头来看，又很短。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预言，就是2040年的时候，中国的大的历史转型，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的，基本上完成，不是没有事干了，那时候还有事干，但是方向性的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有技术性的问题需要解决。

本文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中国改革（2009）年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