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专栏

“中国范式”和“中国本位”是新世纪以来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内部最时髦的话语之一，它的大意是:中国学术应该摆脱长期困扰我们的“欧洲中心论”，建构起一种立足中国文化的学术导向。或者说得更简单一点，就是:中国人应当以自己的眼光而非西方人的眼光看待和思索世界。这种话语的兴起当然是基于中国迅速提升的经济、政治实力之上的，一位青年学者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开宗明义为它下了很好的定义:

在三十年来“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形成的话语，具有一种豪迈的气概，其志向不止于“寻求富强”，甚至不止于发展“特殊主义”版本的中国文化，而是致力于创建中国的“普世主义”论述，为塑造未来新的世界文化开拓道路。而其于学术界的主要关切，是要在“文化自主”或“文明自觉”的大视野中，重新探索和确立“中国学术的主体性”，而对学术自主性的追求也将导向促进文化自主的大目标。（刘擎《寻找中国文化的自信》，2009年10月22日《社会科学报》第6版）

众所周知，中国在被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前，甚至一直到大约一个世纪前的甲午海战之前，从来就是有这种文化自主性的。我们的先辈甚至可能以一种比西方人的“欧洲中心主义”更强烈的“华夏中心主义”打量世间的一切，他们毫不怀疑地认为自己居于“中央之国”。即使在历史上数度被异族征服的时代，对中华文化优越性的自信也丝毫未有任何损失和动摇。在迷惘和失落了短短100年后，中国人现在要重新找回这种文化上的自主性，这一切看起来相当顺理成章。然而，阻挠我们重新确立这种“中国范式”和“中国本位”的最大障碍在哪里呢？

差不多正好一年前，我在复旦大学旁听了一个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方面的“高级论坛”。主办者自封论坛为“高级”并不算太过分，因为它几乎囊括了当今国内最活跃的一批中青年人文社科学者。

如同所有类似的聚会一样，论坛的主题自然而然地渐渐聚焦在了下面这个令人焦虑的问题上: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伟大思想文化传统的规模如此庞大的社会，在经历剧烈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无法诞生与时代相匹配的人文社会科学大师和巨著？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都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片丰饶的土壤，但后者非但没有收获预期中的丰硕果实，连一个正确的成长方向似乎都还没有找到。

忧心忡忡的学者们讨论了当前困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的许多障碍，撇除文人圈子里少不了的极富智慧与幽默的牢骚和自嘲，我粗略地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尝试性回答梳理成以下表述，相信这基本上代表了眼下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共识——

（1）中国当代学术进步的外部制约因素主要在体制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教授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容易撞到的意识形态板墙的批评反而很少，估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早已经浪费了太多口水，并知道说再多也还是白费。他们对体制的批评主要是技术性的，如学院和研究机构内的各类职称、资格审批与业绩考核，固定的薪资与不固定的课题项目经费之间的关系等。这里是不是隐含了一种“程序决定论”？

（2）但是，更为根本性的缺陷还在于整个学术圈内部的浮躁，很少有人能够静下心来认真做学问；人人都恨不得一夜之间成为大师，写出传世名著。这种浮躁心态来自于各种各样的不同原因和方向。事实上，即使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的现代转型也才不足200年时间，中国学术的现代突破可能还只是刚刚开始，需要经历漫长的孕育期。大师和巨著终有一天会破土而出，但我们现在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3）当代中国学术的最大困境在于“西方话语体系”的支配性地位，如果未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想要达到乃至超过西方同行已经达到的高度，我们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恰恰是确立中国学术的“中国本位”。当代中国学人应该向上承接中国古代学术的光辉传统，向下立足于当代中国鲜活的社会实践，做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学问。我们再也不能主动或被动地将中国的社会实践扭曲和抽象化为西方人发明出来的各种“主义”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