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万夫

近日，昆明市出台针对公职人员的"戒酒令"，规定:公职人员在工作时间饮酒、在公务接待中强行劝酒和逼酒者将被问责。据称，此举在全国首开公职人员劝酒挨罚的先河。(12月17日《人民日报》)

表面上看，昆明对公职人员强制性"戒酒"的初衷貌似有着积极的意义。首先是人性化关怀。有问卷统计数据显示，公职人员脂肪肝和"三高"患病率相对于普通脑力劳动者分别高出4.4%和3.2%。问责劝酒和酗酒所能起到的震慑作用，或许可以间接地为公职人员的身体健康提供一些保护。还有就是遏制公款吃喝。我国每年公款大吃大喝消费数千亿，某种程度上，戒酒多少能给公款吃喝退退烧。

但如果从根深蒂固的官场酒文化上来看，这种貌似严厉的问责却是一种特别诡异的掩饰。中国酒桌上的官文化是源远流长的。我们可以从一些历史剧中看到，不管是两国之间谈判，还是两军之间讲和，酒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道具。

沿用至今，酒桌上的官场文化更是丰富多彩:"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才放心；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干部要调走；能喝啤酒喝饮料，这样的干部没人要"。这些颇具艺术性的顺口溜所带来的启示，就是为什么公款吃喝三令五申却似高射炮打蚊子的关键所在。在如此底蕴深厚的官场酒文化熏陶下，昆明市负责制定劝酒问责制度的官员们能否独善其身都两说，还谈何来问责他人？

其实，这种官场文化在酒桌上的表达，展现的是一种伪酒文化。而问责劝酒，不过是给这种伪文化套个马甲，无法撼动这种伪文化坚若磐石的根基。那些貌似"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制度，只能是官员装裱政绩的门面而已。

如果从问责劝酒的制度性作用上说，这种禁令其实是廉政建设上的倒退。关于公务接待，曾经有过很多规章制度。从不准公款吃喝，到工作期间不允许饮酒，再到劝酒要问责，严厉的制度却演绎着越问责越软弱的怪现象。这种倒立的金字塔管理，很尴尬地反讽了那些道貌岸然的问责制度。

一些地方政府总习惯于对一些已经实施的规定进行"翻拍"。但制度不是影视作品，如此反复重复，甚至越改越乱套、越业余所带来的"无尽愁"或许才应该是问责的真正目标。否则，就算规定公务接待喝酒超过一杯就问责，也只能是一张老虎的画像，用来吓唬吓唬病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