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立冬 绘

潘洪其

唐家璇外交生涯回忆录《劲雨煦风》近日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据介绍，和许多外交人员一样，唐家璇在任时“不记日记，不留片纸只字”，事后对一些外交事件的具体细节难免记不准确，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核对了一些外交档案，“可以说是一个字不差地引用了大量还未解密的外交文献”。（《国际先驱导报》12月15日）

从1998年3月担任外交部长到2008年3月卸任国务委员，唐家璇经历了中国当时的重大外交事件，他的外交生涯回忆录丰富可读，很多内容属于首次披露。为保证记述准确，避免仅凭头脑记忆可能产生的舛误，他还“一个字不差地引用了大量还未解密的外交文献”，这种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的精神，无疑是十分可贵的。

不过，对于“大量引用还未解密的外交文献”，有必要做一些辨析和澄清，否则可能引起误解。《保守国家秘密法》（简称《保密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家秘密事项的保密期限届满的，自行解密；在保密期限内不需要继续保密的，原确定密级和保密期限的机关、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应当及时解密。外交文献“还未解密”，就应当属于“国家秘密”的范畴，如果在回忆录中加以引用并随同出版物公开发表，岂不是泄露“国家秘密”了吗？

以唐家璇的从政资历与经验，他不可能不知道未解密的外交文献属于国家秘密，但他仍然在回忆录中大量引用其中的内容，对此只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他引用的那些内容虽然尚未解密，但“公开后无损于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或“从全局衡量公开后对国家更为有利”，按照《保密法》及其实施办法，这类国家秘密应当及时解密。推而广之，按照现行法律属于“国家秘密”的许多事项，其实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公之于众，只是由于有关方面解密的速度太慢，才使得这些已经不具有国家秘密的性质、同时也不具有实际保密价值的事项，仍然需要国家投入大量成本用于保密。

就此而论，唐家璇在回忆录中大量引用未解密的外交文献，相当于提前对这些“国家秘密”履行了解密手续。事实上，这种对“国家秘密”予以解密的特殊方式已有先例——据报道，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薄一波出版《建国以来若干重大事件的回顾》，到李鹏、李岚清、钱其琛等卸任领导人相继出版回忆录，都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些档案文献的解密期大为缩短”。（《国际先驱导报》12月15日）这样做非但不是泄露国家秘密，反而有助于推动信息公开，使《保密法》趋于完善。

与一些未解密的外交文献类似，另一个徒具形式而早该解密的“国家秘密”是政府预算。今年年初，有志愿者向33个地方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公开政府预算，结果广州市顺势公布了《2009年广州市本级部门预算》，其他地方则以政府预算属于“国家秘密”为由拒不公开；而就在去年，广州市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志愿者的申请。（《南方周末》10月22日）去年广州市和今年其他地方拒绝公开政府预算时，都拿出了有名有号的保密法律及相关法规作为依据，不能说这些依据不能成立，但同样也不能说，今年广州市公开政府预算泄露了国家秘密。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政府预算早就不应该是“国家秘密”了，有关方面解密的速度太慢了，应该加快解密的步伐才对。

应该感谢唐家璇等高官的回忆录缩短了档案文献的解密期，感谢广州市公开政府预算揭示了政府预算不应再属于“国家秘密”的真相。这样的努力越来越多，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国家秘密将越来越少，保密成本也会越来越低，中国人将生活得越来越开放和轻松。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