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医学教授熊卓为，在一个骨科手术中，死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其主治医生，并没有行医资格。该新闻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拥有无比的冲击力。（11月3日《经济半小时》）

熊卓为的死，非常的离奇。之所以说离奇，并不是基于其中的新闻要素乃至戏剧般的冲突感，而是基于其丈夫王建国的取证过程，基于他们的朋友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的医学判断，等等。当然，王建国也是有医学背景的，正因如此，他的取证手段不同于常人，专业知识对他来说构不成天然的障碍。

虽然新闻将重点放在了行医资格这个问题上，但我想，这个问题的提出乃至反复强调，并不足以让人感到满足。王建国复述了他朋友的话，“他说有几道关卡，他说任何一道如果堵住了都不会死，都不会死掉。”这是一个对行医规则颇为熟悉的人给出的一个说法，同时点明了医院存在的规则漏洞。另外，在繁琐的取证过程中，病例修改的玄机，也被王建国一一发现，并在新闻中呈现了出来。

在这个案件中，当事人的医学专业背景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可对于外行人来说，也许应该问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是我，能一开始就发现医疗事故的端倪吗？我会不会除了本能的怀疑之外，只是在医院门口哭诉？

由于专业门槛的存在，对医疗事故与医学难题之间的区分，拥有解释权的，往往是医院而不是患者。医院给出的解释，又往往是专业语言，只要他们用不着对这些专业语言做出适当的翻译，就牢牢的掌握了解释权——拥有解释权，是医院能够将医疗责任抛给医学难题的一个前提。

我曾听过一个讲座，主讲人是浙江大学的丛杭青教授，他系统地论述了，现代社会，一个外行如何抉择专家意见。我不断思考这个问题：在任何行业的责任认定上，专业知识如何能变成我们生活中的呈堂证供？如果当事双方一边有专业背景而另一边没有，解释权又该如何划分以达到平衡？这不仅是打官司的需要，也是日常生活中事无巨细的责任认定之需要。

能做到这一点，仍然要靠医学界，是医学界订立一套普遍性的行业规则来，让任何医疗机构都按照普遍的规则行事，以清理各个行业秘密。这对于患者来说，多少算是医疗透明了。虽然出现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该案件算是一个奇闻，但我们如何肯定这不是一个刚刚被发现的行业秘密呢？医疗有行业秘密，每一个患者可能都是躺在病床上的熊卓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