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宗吾

2009年11月1日，经过较长时间筹备之后，清华大学国学院终于正式成立了。此前，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已经先期设立了国学院。今天，几乎所有的国学院都援引1920年代清华大学短暂存续过的国学院（1925-1929），来作为某种精神接续或合法性的根源。这次，清华大学更是理直气壮地声称将继承老清华国学院的传统，以推进国学的研究与发展。这是持续的“国学热”历程中，一个新的“里程碑”，又引起我们对“恢复传统”的新一轮想象。但这一想象，一经反思，其间意味则可能充满扭曲或反讽。

所谓继承而进一步发展，其实质，用新任清华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主体、放眼世界”。这是一个抽象的原则。而比较关键的是，它在体制上如何实现呢？陈来教授说，在体制上还要再摸索。在具体工作上，主要是出版《清华国学文存》，将老清华国学院导师以及几十个学生的文献搜集整理出版（另外，还要办一些讲座和会议）。从一个充满想像力的抽象原则，下降到具体的工作上，其间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如果仔细看看清华大学副校长在国学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从中可以抽取出若干关键词汇，然后连缀起来，似乎就能看到何以会出现这个反差。

副校长当然是现在的体制的象征，其讲话的要害就是借用老清华国学院的名义，来促进清华大学文科的发展，具体方式上是由各方学者、教授来完成一定的研究计划、做出一流的研究成果。这里点出了现行体制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科研计划或科研项目，一是研究成果。众所周知，科研计划或科研项目与科研成果的评定，在今天这个体制下，往往包含着具体利益的分割。由此，我们很怀疑，依从于既有体制而关注利益瓜分组建起来的新清华大学国学院，是否能恢复老清华大学国学院的传统，更遑论其最终所指向的“吾国固有之传统”。

而上个世纪的清华大学国学院的突出之点是其在体制外的特殊性，即它突破了当时考评的体制而组建起来（梁启超向校方推荐陈寅恪就被传诵为经典“特例”）。它的目标，恰恰就是要突破当时湮没传统的新体制限制，而培养“学无中西而又以中国文化为本”的传统文化重建者。这其中的文化理念与具体方式，都拉远了与当时体制乃至世风的距离。

通过反观老清华国学院，并对比今天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到，体制约束下的用语，与抽象的文化想象之间，存在太多绕不过去的疑问。也许，上个世纪清华大学国学院仅仅四年就停办的事实，反而有一种不同意味的启示。上个世纪的清华国学院，那是一些心存良好而纯粹愿望的人们（大师们），在体制及其利益之外建构的事业。当清华大学变成“国立清华大学”时，老国学院就分化进入了新体制下的系科之中。

可以说，体制及其后面的权力与利益，在今天的“国学热”中扮演着核心的作用。我们当然承认许多专家、学者内心真诚的善良愿望与憧憬，但是，“国学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则是权力与利益参与其中的结果。

在轰轰烈烈的“国学热”中，作为现行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如何实现他们的利益呢？

首先，作为体制权力的掌握者，有的人需要新的对自己所掌握权力的言说与辩护，以便穿上一层新的外衣，获得更为深厚、宽广的认可与支持。他们通过推动“国学热”获得这种认可与支持，并同时在“国学热”的展开中获得更大、更稳固的对权力的掌控。思想和学术对权力的依附，在传统中似乎就是一个很基本的现象。“国学热”最初好像有着对权力抛弃传统的反叛，但是，最后走向却是一个与权力附和的老传统。

其次，“国学热”过程中，一个典型的事件是几所重点大学都举办了面向富豪的所谓“国学班”，一方面，国学直接用自身的名义毫无羞耻地指向金钱的攫取；另一方面，那些通过各种手段（无论合不合乎道德与法律）而占有了财富的人，通过用钱来交换的方式，似乎为自己披上了传统文化儒雅的外衣。他们在文化外衣的包装下，可以进一步占有更多财富。就这点而论，今天的“国学热”还是有所创新的，它摒除了传统学问对于金钱的蔑视与贬低。

最后，“国学热”中的文化人，也是一个值得考问的群体。有一个时期，文化人，尤其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要使用一些新的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他们与权力和利益还是离得比较远的。因缘际会，时代发展迅速，传统文化得到了重视，传统文化的研究者似乎也就得到了新的春天。当隔得远时，传统文化研究者清贫但似乎还守护自己的价值和独立性。但当权力和利益与国学糅合一起时，原有的那些价值守护和独立性，就被汹涌的洪流裹挟冲走了。说不清楚是原有的文化人转变了立场，还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虚假文化人淹没了他们。总之，在今天的“国学热”中，作为传统文化研究者的文化人、学人，重新将自己变成了传统的样子:成为权力与利益的依附者并由此依附地位获得更多的权力与利益。

国学已经热起来了，还将继续热下去。清华大学国学院因为承继了一个“老”的声名，使我们有了更多更大的想象，希望它能对现行体制有所冲破，而回归一点传统的纯粹或纯粹的传统，但是，“国学热”背后的权力与利益掺入，又使我们对恢复传统有了更多更深的担忧。（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