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四倍

近日，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对河北武安市两座铁矿的尾矿排放进行调查曝光；随后，其母公司五矿集团迅速于第二天向多家媒体发出澄清说明，称上述报道严重失实。(《中国青年报》11月4日)

一篇报道让企业和媒体铆上劲，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新鲜的是，该企业有关人士说:“这是新华社的报纸，他们怎么能这么做？我们是国有企业！”

我猜，其言下之意，无非是:新华社的报纸更该去监督民营企业和公民，而不是监督国有企业。更吊诡的是，有人认为，这是一起敏感事件，因为一个属于国家通讯社，另一个则属于骨干国企，双方“最好不要有太多的争执”。但无论从常识来看，还是从理论来说，“新华牌”报纸和“国字头”企业的正面交锋，不存在任何的敏感性，并且根本不存在能不能监督的问题，相反，是一个如何监督到位，促使其改正缺陷的问题。

即使不是新华社的报纸，照样可以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力，舆论监督的存在与报纸本身所属单位没有关系，都是一种社会责任的担当。如果新华社的报纸不能监督国有企业，只是对公民或别的企业进行监督，那么，这样的舆论监督是不完整的监督，也是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公众不负责任的做法。

舆论监督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被马克思形象地称为“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新华社的报纸不能监督国有企业”背后，公然伫立着一种值得我们警醒的无知和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