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波

浙商转型会长论坛10月31日在杭州举行，论坛上，“山西煤矿整合被称为国进民退，浙商集体发声表忧虑”，11月1日中新社的这样一条消息看上去倒也没什么新奇。在原来的山西煤矿开发中占有很大份额的浙商，面对所谓“国进民退”，需要发声，需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原本是件正常不过的事情。

相形之下，论坛上传来的另外一种声音就值得注意了。经济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管理学和经济学教授、浙商研究院院长吕福新在会上表示:为避免“逆市场化对浙商造成的整体性危害”，“一方面要寄希望于政府，一方面更要自己救自己，已经到了与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联合的时候了。”

看来，在浙商们眼里，最好的维护自己权益的办法，就是与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联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联合呢？浙商们无疑是财富精英，如果他们与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达成联合，那对社会的影响力肯定是无与伦比的。而这种精英的集合体，想实现任何利益诉求，恐怕都是一件不太困难的事情。

事实上，作为财富精英的浙商们，他们试图联合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工作早就开始了。本报前几日发表的评论《国进民退:谁在忧愤，谁在漠然》已经指出，对目前精英人士啧有烦言的山西煤矿业的“国进民退”，公众一点儿也不关心。一个利弊尚未显露的经济调整行为，精英人士几乎齐声反对，这本来就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而本次论坛上呼吁精英联合的吕福新先生，身份也是不折不扣的知识精英，他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至少“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的联合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政治精英拥有权力，财富精英拥有资本，知识精英拥有较高的声望。对各路精英来说，强强联合的效用显而易见，他们作为一个集合体，话语权和影响力之大，谁与争锋？想改变一项决策，又有什么困难？

然而对精英集合体有利的事情，对整个社会而言，效果又会如何呢？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有一本名著《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阶级冲突》，集中分析了预防社会各群体冲突走向激烈化的办法。他特别提到，一个社会的经济财产、声望与权威的分配，如果过于“重叠”，就会加剧社会紧张。达伦多夫说，拥有较多权力的人同时也是拥有较多财产和声望的人，则群体冲突的强度就高；反之，如果这些方面的分配不重叠，有些人拥有较多权力，但却不占据较多财产，另一些人不拥有权威地位却据有较多财产，再一些人则拥有很高声望但不拥有其他两者，那么群体冲突的强度就会较低。

达伦多夫的理论，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经形象地阐述过，“别让有钱的人有势，有权的人借机弄钱”。这样的理论也已得到了现实的检验。正在接受审判的重庆“黑老大”黎强，之所以从一个商人变为垄断一方的“黑老大”，视法律若无物，与精英们向他靠拢，与他手上集中了太多的资源显然有很大的关系。

一个社会的资源和要素都是有限的，如果政治精英、财富精英、知识精英作为一个集合体，参与到分配资源和要素中，那么他们的声音和诉求必然压倒其他所有群体，其他群体也必然因此失落和怨恨。这能说对社会有益吗？

公众有必要对精英需要联合的论调充满警惕，因为精英合流只会加剧社会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