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若渔

“同票同权”、“同命同价”、“同工同酬”，正成为近日新闻媒体上闪耀的关键词。经由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努力，一个国民平权的时代似乎辉映在前。(10月28日《中国青年报》)

无论这些“同”字打头的美好短语，一旦深植于现实，会显得多么可望不可及，但我们总要承认，它们代表了一种正确的和值得期许的方向。如果国家和政府果真愿意将国民平权进行到底，那么等待的过程便是可以被审慎接受的，相比某种“静谧的绝望”，背负着希望的生活显然要有意义得多。

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所阐释的“从身份到契约”，曾被西方国家当做社会进步的范式。“同票同权”、“同命同价”和“同工同酬”，可资作为中国式的注脚。我们试图在选举权、生命的价值以及劳动的价值等层面，剥离“身份”的厚重裹挟，将自然意义上的“人”，或者政治意义上的“公民”，及其所蕴涵的那些核心的，不能被遮蔽，也不能被褫夺的尊严和权利，斩钉截铁地张扬出来。

这种张扬，与其说是一种进步，其实毋宁说是一种纠偏。因为，在自然法的意义上，没有任何道理“同票不同权”，“同命不同价”或者“同工不同酬”。而我们之所以一度容忍这样的不公，普遍的解释是“深刻的社会背景”使然，带着一种历史的况味。

如果我们愿意抱持“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似乎我们也只能尊重历史演进的崎岖逻辑。而今，经过九曲十八弯的沿革，历史和现实在我们面前展现了新的可能性，“同权”不仅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更是一项庄严的道德义务。

我们总要回到当初信誓旦旦的承诺，将国家与人民签署的契约重新擦亮，我们总要记得那些熠熠生辉的文字。回到承诺的原点，便是要回归宪法，回归“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重新发现和敬畏其价值。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一切法律的“母法”，具有非凡的庄严性和司法效力。但坦率地说，它被虚置的处境是令人惊愕的，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响亮条款，长期被符号化和象征化，虽高高在上，却悬而不用。“同票不同权”、“同命不同价”、“同工不同酬”的现象，积非成是，谬种流传，及于今日，我们仍然不得不依靠实际上是“过度立法”的方式，去矫枉，去重塑，去谋求理论上已经拥有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的国民平权。

有识之士曾提出要实现“宪法的司法化”，通过宪法诉讼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个人，尤其是不受公权的侵犯。但若干年来，鲜见立法部门回应，徒留“探讨”层面。而目前推出的一系列“平权”法案，应该说是向宪法致敬的开始，是立法机构重新归置被扭曲多年的各种法律和政策法规，将宪法从观赏性的处境中举重若轻地提携出来。

全国人大的“平权”法案，固然代表了一种难得的进步，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这依然是抛开宪法的单兵突进。如何能从宪法本身出发捍卫宪法的尊严，立法部门的使命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