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伟

受贿者与行贿人确似一对孪生兄弟。为官者有权，借此以权谋私；行贿人无权或者权职低微，需要借助权势达到己利，于是便以利相诱，换取权势。受贿和行贿，就是这样一种难以割舍的关系，是相互利用和依赖的利益交换关系。

然而，在民众日益高涨的反腐败声浪中，受贿者与行贿人之间的交易已经开始从公开、半公开，渐渐转入到了“地下”。为官者开始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追求外在的所谓“体面性”，出现了收财不托事、托事不收财的“财”、“事”分离现象，使得司法机关在对涉嫌受贿罪案的认定上，时常陷于“与法不符”的困境。因为，按照中国现行刑法的规定，除非积极索要财物的情形，一个官员的行为若要构成受贿犯罪，必须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财物并且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方可成立。同时，为了避免东窗事发，受贿者更加注重寻找“安全通道”，以增大贿赂交易的安全性。于是，减少甚至避免受贿者与行贿人的直接接触，间接地进行财物及其他非法利益的交易，便成为一种较为“安全”的选择。有需求，必然就有供给，这或许也是一种“市场规律”。

于是，在受贿者与行贿人之间，又出现了一群专司联络、议价、送货之职的“中间人”。这些人常以受贿者的密友自居，是受贿者十分信赖的朋友。受贿者对他们放心，而行贿人也认为他们可靠。他们的“成人之美”之举，不仅可以获得道义上的某些自慰，常常还能取得各方甚至是各种利益上的回报。

官员腐败在刑事法律的评价上虽然常常由受贿与行贿双方构成，甚至还包括了上述介绍贿赂的“中间人”行为（法律上专门设有“介绍贿赂罪”），但我们不能就此得出“受贿的根源在于行贿者的行贿行为”的判断，更不能认为对行贿罪与受贿罪实行了同罚，就从根源上消除了受贿现象。（参阅上一期《瞭望》新闻周刊）事实上，公共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始终是形成包括受贿在内的官员腐败现象的总根源，并且最终需要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才能加以根除。不过，从现实层面上看，犯罪机会的增加和犯罪成本的降低，如今确实也是促使一些官员前“腐”后继、胆大妄为的重要原因。

从对官员职务犯罪的个案分析中可以看到，在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中，重刑的威慑力如今已经越来越变得式微，腐败官员关心的已不再是拒捕法办之后的后果轻重（比如有期徒刑能判多少年，可能判处的刑罚是有期徒刑还是无期徒刑），而是一旦实施了行为，会不会被马上发现；被人告发后，有关司法部门能不能及时做出犯行为罪成立的认定。每当他们意识到通过上面提及的“财”、“事”分离的手段可以引来司法认定上的诸多困难之际，当通过“可靠”的中间人的“一问三不知”能够达到定罪证据上的“一对一”（认定贿赂罪行的证据不足）之时，他们贿赂交易的内心冲动便会形成甚至更为坚定。

因此，我们与其高喊“严打”腐败和“行贿受贿同罚”的口号，倒不如切切实实地花些精力去进行“综合治理”，去重新调整我国的现行立法，建立起完善的证据认定规则，使涉及贿赂犯罪的法律更趋严密，增加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增大官员各类贿赂腐败的交易“成本”，使其不敢为之。同时，也要依法实行分化瓦解策略，建立行贿“污点证人”制度，使受贿官员时常心存行贿人可能“背信”检举之危，增强其心理负担和环境压力，不断减少腐败的机会条件，使其不能为之进而不想为之，并且要通过相对分散的权力设置和权力制约的体制安排，由“表”及“里”地去全面预防、遏制贿赂犯罪等腐败现象的孳生和蔓延。

（作者系知名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