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耕身

在历届地方或全国两会现场，一些来自农村、身份是农民或农民工的人大代表，似乎总是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引人注目。这样的安静，莫若说是沉寂。但现在我们可以期待的是，在以后的两会上，我们或许将看到更多深植于乡土的代表。他们将与其他界别的代表们一起，或指点江山、建言献策，或代表自己以及所在群体发表主张、伸张权益。这一切的依据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的选举法修正案草案，我国将有望一步到位实行城乡按相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亦即坊间所称“同票同权”。

每一张薄薄的选票，都承载着同等的庄重，都意味着同样的权利，也都昭示着同样的起点与规则。但是一开始，这并不是必然的命题。我国选举法自1979年7月1日通过以来，经历了1982年、1986年、1995年和2004年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修正，其中从1995年开始实施至今的“农民1/4选举权”是在选举法第三次修正案中作的规定，而此前都是规定农民拥有“1/8选举权”。必须承认，正如这种城乡代表人口比例的“1比8”或“1比4”都有其历史合理性一样，现在有望达成的“1比1”结构，同样有着现实的需要。

权利是一切发展与完善的前提。“无代表则无权利”，代表拥有怎样的权利，等于拥有怎样的利益及社会地位。如果说，曾经的“1比8”或“1比4”暗含着某种国民权利的剪刀差，那么，我们将不难从一个国家发展的路途上找到对应的那把剪刀，也将不难从城乡差距的现状中找到解读这一切问题的答案。城乡代表人口由“1比8”至“1比4”再至“1比1”的沿革，正是一条国民权利回归常识与尊严之路。这样一条路径，既深扣于新中国60年发展之脉络，30年改革开放之心路，也同样向我们指出一个大国的华丽转身，其间有负重，有艰辛，虽是筚路蓝缕，却无不动人心魄，令人感怀。

每一种权利背后，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制度保障。这表明，“同票同权”不可能只是一句条文式的表述。诚如学者指出的，城乡若实现同比例选举，并不意味着农民代表就会增加。1995年后，城乡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由过去的1比8变更为1比4。从比例上看，农民的选举权利有所提高，但从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组成来看，农民代表的数量反而减少到历史低点。固然农民的代表不必非得是农民，但如何通过进一步完善选举法及相关制度安排，改革代表的产生机制，使选举真正体现农民群体的意志，才是“同票同权”最大的诉求与保证。我们看到，此次选举法修正案草案也正做出努力，如规定人大代表候选人应与选民见面，实行差额选举，规定不可身兼两地人大代表，明确选举委员会职责等。

如果说，城乡沟壑曾经填埋了太多关于权利不平等的无奈和不安，那么“同票同权”的代表选举法，无疑将铺开国民平权之路。由此而言，“同票同权”一旦能够成为一种结果，它也将注定成为一个新的起点与开始。“对于打开一道公平的大门，我们要做的不止这些”，这是美国平权法案发布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所解释的。只有我们全体公民都能够从公平的大门下通过，那么所谓的公平，才不只是权力和理论，才会成为事实和结果。虽然任重道远，却也光荣在握。(作者为资深媒体人士)（原题：同票同权铺开国民平权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