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病”到底是什么病

《半月谈》杂志近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是记者最近围绕一些“民告官”案件，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一起分析哪些行政机关容易成被告、行政机关败诉的原因等，从中发现了长期存在的六大“机关病”。

这六大“机关病”分别为:一、超越职权，越俎代庖；二、疏于审查，许可偏差；三、轻视程序，导致被诉；四、滥用职权，后果严重；五、有责不尽，怠于履职；六、消极应诉，丧失权利。在此基础上，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赵晋虎还进一步总结了这些“机关病”的成因，即:在主观方面，一些官员认为，行政权是行政机关独立使用的特权，不应受到其他机关的监督，也不能适应司法监督。在制度方面，有些行政机关内部规章制度不健全，分工不具体，责任不明确，问责机制不到位，致使败诉案件屡屡发生。

找问题，分析原因，加以改进，当然是好事。但把问题总结到什么地方，却是关键问题。“机关病”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社会各界更是对此痼疾深恶痛绝。什么是“机关病”呢，确切的定义可能不好下，但现象我们倒是可以说出大堆，比如“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比如文山会海、官僚主义、比如相互推诿、人浮于事，还比如上班炒股、上班“偷菜”等“新现象”，说到底，大致要归结为行政系统在运转中体现出的坏作风、坏习气和不规范的行为。针对这样的问题，各地开出的“药方”也有不少，比如早些年深圳等城市开展的“治庸计划”，还有近来一些地方采用的暗访密拍DV录像，并在干部大会上公布等等。“药方”虽不相同，但归结起来，也都在行政系统内部的治理之中，不在行政诉讼之列。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民告官”告的是什么呢？《行政诉讼法》说得很清楚，针对的是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半月谈》的记者和太原中院的法官们总结“民告官”案件中行政机关败诉的原因，将超越职权、疏于审查、不讲程序、滥用职权，不尽职责的行政诉讼对象都成了“机关病”，明显是装错了筐。

行政侵权当作“机关病”，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超越职权等问题就直接成了行政作风问题，违法问题成了内部管理和内部机制问题，那对其的约束和治理方式也必然从权力制衡转变为了作风整顿，比如主观上要转变观念，要适应司法监督，外部机制上要理顺机制，明确责任，加强问责力度等等。一旦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与各种“机关病”并列起来，那社会可能面对的权力侵犯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