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改革到了新的调整期

当前中国政府和市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如何刺激经济复苏上。“保增长”是现实的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但这就是全部吗？我们此前曾经有文章专门提出:越是在危机之下，中国越要重视改革。

如今则进一步认为，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和政治秩序调整，仅仅在经济体系之内讨论改革是不够的。中国在此轮经济危机之后，如果除了“保增长”而没有其他的改革，将不会很好地适应危机之后的世界体系——要么抓不住危机提供的机会，要么缺乏相应的社会变革与进步。

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仍然是三十年前开始的改革模式的延续。然而，只有经济改革是不够的。三十年经济财富的增长带来了一个社会在其他方面的需求，这些需求也要求中国社会在制度领域 （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事实上，在三十年改革历程中，也曾有过这方面的尝试和实践，但尚留有很大的可推进空间。

当前，全球体系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下正在进行大洗牌阶段，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的机遇，中国应该借此抓住机会，寻求制度改革层面的突破，为未来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更进一步，打好一个制度基础。

在中国推动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并不适宜采取激进的一步到位方式，而模式也并不是只有一种。如果针对一些制度改革中的关键点进行突破，并维持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定局面，可能是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方式。

政府改革与特殊利益集团

中国是大政府国家，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看，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将包括整个权力结构的调整，如中央与地方关系，党政关系，立法、司法、行政之间的关系等，还包括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运作法制化、政府决策民主化、公务员制度建设等。

政府改革的需求，来自于政府权力运用、政府服务与市场的关系。现在国内的市场改革已进入 “深水区”，政府体制滞后所造成的问题和后果也越来越严重。现在的政府体制问题，表现为 “越位”、“缺位”和“错位”。越位是指本来是市场或企业管的事情，由政府管了；错位就是本来是政府不应该管的事政府管了；而缺位则是有些公共服务职能政府没有去做，如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等。要扭转这一现状，就需要调整政府的政绩评估体系，要有好的制度和体制来促进。

政府参与市场也会导致重大的决策失误发生，而且腐败“寻租”也极为严重。这类问题在国内可说是前赴后继、层出不穷。简单回顾2009年来国内高层官员 “出事”下马的例子，无不与腐败“寻租”相关。这些问题并非完全是个人道德的原因，而是在制度上有缺陷。未来政府改革的关键点，将会体现在限制权力，加强监督，合理定位，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对于大政府来说，仅从内部来要求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从外部加以监督和限制，这是政府改革将要面临的挑战。

利益集团在中国社会是客观存在的，应该中性地看待这个问题。从改革层面来关注的利益集团，主要是近年在中国社会成为突出矛盾焦点的“特殊利益集团”。谁是“特殊利益集团”呢？从当前社会舆论来看，主要是指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中国的电力、交通、电信、能源、金融等垄断行业，它们长期占据公共资源高地并独占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享受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

第二类是与政府权力相“结合”的特殊群体。由于政府掌握大量公共资源，各级官员往往会成为不同利益集团寻求“合作”的对象。一旦他们进行寻租，会很快与某些利益集团形成利益板块。

第三类是某些政府部门或强力部门（如公检法部门）。这些部门由于手中的权力，在“寻租”之下则直接成为特殊利益集团。这类集团近年在国内比较普遍，许多官员的落马是属于这类原因。

政府改革与特殊利益集团问题是紧密联系的，它是未来中国深化改革中的难点。在不动深层体制的情况下来推进政府改革，实际上是要求政府进行“自我革命”，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在体制上的突破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