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9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下称《意见》），这意味着酝酿已久的制度化“考”官新模式即将启动。

《意见》从四个方面提出要求：既要完善考核内容，也要改进考核方式；既要扩大考核民主，也要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意见》中所提的要求，任务清晰，方向明确。

无疑，“考”官新模式的即将建立，意义非常重大。有观察者已从《意见》中发现，考评新机制有三大新亮点，即考核内容更强调民生、民主和体现民意。这个总结客观而准确——上述亮点体现出的，是考核机制正在遵循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唯GDP论英雄的时代渐行渐远。

中央决心变革“考”官模式，根本上是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要求。回过头去看，过往二三十年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之谜，有一股力量不容忽视。这股力量在产权保护、司法等制度安排之外，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股力量来源于中国的地方政府，受到激励的地方官员们成了激活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激励着地方官员的，有一根重要的指挥棒，那就是GDP这个神奇的指标。这个指标完成情况如何，关乎官员的个人前途，仕途发展，当然也与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可以说，GDP数字成为官员考核制度中最核心的指标。

众所周知，GDP这个指标后来受到了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使一个原本是中性的经济学意义上的优秀发明，演变成被随意攻击的目标——这当然是走了极端的做法。而在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过程中，保持一定的GDP增长率，是非常必要的。此次《意见》，对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依然用了“注重”这样的词汇来作表述，可见一斑。

如果要对中国过往一段时间来的经济增长作出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解释，那么，众多党政官员重视GDP这个指标确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在行政发包与晋级竞争的制度框架之下，受到激励的地方官员“放手做事”，热心发展经济，都曾有着积极的作用。

但是，有些官员热衷于大手笔直接投资、大优惠卖地招商、直接干预市场，乐于成为“运动员”，失位于独立公正的“裁判员”角色，有的甚至遗忘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对创造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不感兴趣，对完善社会保障鲜有行动，公共事务投入不足，必要的公共产品较为缺乏的现象也逐渐凸显。其结果，伴随着GDP数字的一路上升，社会分配出现失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保障严重匮乏，民间经济活力受到压抑，这些问题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必须看到，过去的官员考核，不仅过于重视经济发展的成绩，唯GDP论英雄，考核的民主性也是缺乏的，且考核主要是依附于一个内部性的考评体系。外部性的考评因素难以成为考核的量化指标。

这些问题，无疑正是此次《意见》出台的重要背景因素。所谓“强调民生、民主”，重视“体现民意”的“三民”原则，正是对过去考核机制不足之处的纠正，也是在重视落实“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践科学发展观。如就完善考核内容来说，既注重考核发展速度，更注重考核发展方式、发展质量；既注重考核经济建设情况，更注重考核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效。考核内容的变化，表明的是对于经济发展本意认识的深化。

同时，提升考核民主程度，于干部考核制度执行质量的提高，作用不言而喻。提升考核民主程度，一个很重要的努力方向，便是要增强考核工作的透明度。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减少干部“带病上岗”的怪现象，才能真正唯才是举，将有能力、有干劲、德才兼备的干部任用到合适的岗位上。

可以看到，《意见》将加大群众满意度在考核评价中的分量，这是官员考核体现民意的重要举措。尽管从技术上来说，官员考核如何体现民意，这种“体现”如何得以量化，确实并不简单，但充分尊重民意，无疑是一个官员考核体制的重大进步。

过往的干部绩效考评机制，主要是内部性的考评体系。干部绩效考评的准确性要求与内部考评体系的偏差性倾向之间，一直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导致组织激励本身难以完全实现激励干部坚持正确方向的目标。而更多纳入民意的“外部性”评价指标之后，上述矛盾可以得到缓解甚至解决。

显然，按照科学发展观考核党政干部，这是中国党政官员考核机制的重大变革，其现实意义与进步意义均很明显。当然，也要注意到，指挥棒的改变，自然会逐渐影响到政府治理的模式。看起来，中国的政府治理从“放手做事”的体制在向“束手做事”的体制过渡，官员权力越来越多地受到约束。而在强调约束官员行为的同时，如何使其得到必要的正面示范和激励，仍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严肃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