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特约评论员 羽戈

6月22日，湖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新闻发言人常智余表示，为了鼓励公民举报官员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将给予举报者重金奖励，一般按照基于举报所涉事实而追缴的赃款的10%以内发放奖金，数额不超过10万元。举报人有重大贡献者，经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奖金数额将达10万到20万之间。有特别重大贡献者，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上述数额限制。

这条新闻之所以能成其为新闻，端在于一点，即以赃款的10%为标准的奖励额。而以前所见奖励额度，多为2%到3%，或者直接开出10万元的皇皇金额。其实，这放到古代，颇难以耸人耳目。古人为激励举报者，不仅给予奖金，还直接授予官职。最著名者为武则天，她设匦使院，置铜匦四区，共为一室，列于朝堂，鼓励天下人举报告密，果然有一批人借此上位，成为显达的酷吏。

当然，官职乃是国之公器，怎能轻许于民？10%的奖金已经具有足够彪悍的吸引力，现在一个中等贪官，贪污金额多半在百万元左右，举报者只需一年揪出一条榨取人民血汗的蛀虫，所得奖金就可以大大超出人均国民收入，可为深重陷入金融危机的中国经济贡献一份力量。就此而言，湖南检察院的这项政策可谓精准。

可这样一来，举报贪渎者岂非成为一种职业，一桩生意，就像当年的打假，仅仅是为了一赔十的索赔额而打击假冒伪劣的社会之毒？

此处必须先明确一点:公权力奖励举报者，法理依据何在？或者说，遵循什么样的权力运行逻辑？是因为举报行为有一定风险，奖金是对冒险者的补偿？还是因为举报是一种劳动，奖金则是按劳分配？或者说，举报是一种大无畏的公共美德，奖金乃是对德行的赞赏和鼓励？——无疑，前两种逻辑皆是将举报纳入经济思维的考量，用金钱为举报者的不遗余力背书；后一种则引出了一个悖论:美德一定要用金钱来衡量、颂扬——依照中国传统，美德之为美德，便在于大多数时刻它敢于斩断与金钱、权欲、美色的干系。

举报者的原初动机已不可考。按常理推测，并无几人是为了奖金而举报贪渎者；可能为私欲（个体冤情、打击政敌等），更可能受正义感的驱使。如此而获得奖励，对举报者而言不啻是飞来横财，还是一种侮辱？

我们以为，执政者以奖金为诱饵鼓励举报，并未深切考虑到举报者的动机，而是首先着眼于提高国家的吏治环境的清洁度。所谓“千金市骨”，乃是市场经济的主导之下最合理的政治补单。也许一笔不菲的奖金，总比一枚勇士勋章更能安慰、激励举报者那颗伤痕累累的心灵——尽管这并非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理，哪怕在当前中国亦未必尽如事实。

举报者的动机与决策者的治理术历经长期博弈，后者完全占据了上风，而前者逐渐被同化。这种不对等的权力博弈所导致的后果，即经济利益严重渗入了举报者的心理预期。最坏的一种，则是纯粹为金钱而举报贪渎，举报沦为一笔风险投资，由政府的悬赏额和反腐败力度决定行情，贪渎者的锦绣前程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政治完全被经济化。

当举报成为生意，就可能衍生不正当竞争（举报政敌），就可能生产伪劣商品（伪造证据），就可能诱发偷税漏税等恶行，这必将增加本来就不够健全的反贪污腐败机构的工作难度。与此同时，如雨后春笋一般诞生的举报专业户，其本质不过是身披经济羊皮的来俊臣（由举报发家的酷吏）。举报打击了贪渎犯罪，而其本身极有可能恶化为一种犯罪。

我们不能否认，一方面，受经济利益驱使的举报行为会结出美好的果实，换言之，反贪渎为什么不能与经济挂钩呢？正如维权律师为什么不能在合法的收费空间多收一点律师费呢？另一方面，则必须警惕举报过分经济化的危险性:第一是容易腐化举报这种基于公义的行为；第二，这类似于以酷吏对付贪官，好比乱世用重典；第三，与利益扯上关系的举报者一着不慎，便为咸鱼翻身的贪渎者提供了反击报复的契机。

一言以蔽之，高价悬赏以吸引举报者的做法，只求适时，其意图在于呈现执政者反对贪污渎职的决心和勇气是多么坚强，万万不能作为肃清吏治的长远政策。你可以想象，一个社会，如果需要花钱来收买贪渎的警讯，它的正义天平将倾斜到了何种险峻的程度。

（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