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西邻居有个女儿，是一个残障人士。她不会说话，一只眼睛有残疾，而且我怀疑她的智力也是有问题的。她叫做英兰（音），但是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她的父母之外，所有的人都叫她“傻英兰”。我曾不止一次见到一群孩子，边跟在她后面，边喊着“傻英兰”。
后来，我们搬家了，很少再见到她。只是在一次又一次回家的时候，从父母断断续续的讲述中，知道她曾经结过两次婚，两任丈夫都是智障人士——其中一个要比她大三十多岁。在第二任丈夫去世后，她又被婆婆家送了回来。再后来她就走丢了。母亲说她父母曾经找过她好久，但是后来也放弃了。到现在，人们几乎已经忘记这个女人了，我一次回家再问起她，母亲说早就找不到了。
时间过去好久了，我早已经忘记这个女人了。但是昨天被曝出的安徽界首“黑砖窑”事件和今天连篇累牍的评论，让我再次想起了这些事情。
有了之前“黑砖窑”的记忆，人们总还是很容易关注到“黑砖窑”这个字眼。比如在今天的许多评论中，都谈到了为何“黑砖窑”屡禁不止的问题：
但我感觉这起事件中残障人士所面临的惨境更为恶劣。
上次的黑砖窑事件中，有一个集体的执着曾令无数人感动，她们就是“黑砖窑母亲”。但是在安徽界首黑砖窑事件中，我们不但没有看到残障人士的母亲们去寻找他们失踪的孩子，甚至一些家长和亲人在听到失踪亲人的消息后，不但反映冷淡，甚至拒绝接其回家。
我们当然可以谴责，那些家长和亲人们的冷血和无情，但事实上我想在这种无情的表面行为背后，也应该有许多难言之隐吧？个人家庭的情况我们不了解，我也不便过于激烈的去批评。我所关注的是，如果家庭不作为的话，社会和政府该怎么做？
因为对于许多家庭而言，即使对这些子女很好，但是也不能保护他们一辈子。我老家的那个邻居，他们是中年得女。英兰第一次出嫁那会儿，他们已经成了老年人了。有时候谈到英兰的时候，母亲也会感叹，如果没有她父母了，她能怎么办？后来她失踪了，这个问题似乎也没有意义了。但是对于其他家庭和残障人士呢？
我在找一些相关资料的时候发现，一篇2002年9月份的新闻中提到当时中国的智障人士有1200万。但现在到底有多少人我没有找到详细的数据，但相信不会比这个数据少。对于这上千万的智障人士的家庭，该怎么办呢？尤其是，在社会上，对这些智障人士连起码的尊重都缺少的时候，一旦他们失去监护人，谁来保证他们的生活？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慈善机构。我不知道但是这些机构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以安徽界首这次黑砖窑事件为例，界首市民政局派专人把一名家住安徽六安市的智障者护送到合肥，并移交给合肥市救助站。但是，合肥市救助站给智障者买了一张车票后便置之不理，导致该智障者再次走失。
如果政府在这方面做的都这么差的话，我们能对残障人士的未来抱多大希望？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是怎么保障残障人士的利益的，但是在台湾地区，我看到一条规定，政府部门每雇用五十名员工，就必须雇用一名残障人士。并且其薪资要比照一般人的待遇进行支付。回过头来看看大陆的政府机构呢？
当然，只靠政府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面对着超过9亿人的农村，只靠政府的力量显然有些不足。但是“不足”和“不做”之间，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尤其是在农村，来低保都不能覆盖的请款下，那些残障人士如果失去监护人，到底会怎样？
政府的行为和做法，能够起到很大的示范作用，也能体现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的所在。当然，雇用普通人显然比雇用残障人士更能创造利润，也更能制造GDP。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仅仅是把利润和GDP数据做为其行为的唯一标准的话，那面对一次又一次的“黑砖窑”事件，我们也不必“善意惊诧”了。
凤凰网评论编辑：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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