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这个时代的忧患与幽暗意识
2009年11月26日 10:36凤凰周刊 】 【打印共有评论0

“忧患意识”在报刊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所处的位置越来越突出,显然想要引起更多人们的重视。这是一个值得关注也值得欢迎的提法。因而需要察看这个来自我们文化传统的精神资源,经过了怎样的历史演变,以及在这个提法的周围,是否还能够发展出其他有意思的维度。

在漫长的历史中,与此有关的表述在不同的人那里,因立足点不一样,所强调的侧重点、内容也不一样。

经常与“忧患意识”一道并用的“居安思危”,应该出现得更早,在《左传》里面就有了。典故是:春秋时期,晋、宋等12国联合攻打郑国,郑国向其中之一的晋国求和,给晋国送去钱财若干。晋悼公把贡品分给众人享受。此时大臣魏绛劝谏他的主公,不要贪图眼前的享乐,要考虑长远,并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对主公来说,这位大臣是智慧、明达、有远见的。其中至少包含了两个富有意义的维度:其一,辩证法的思想,认为事情会起变化。不要仅仅看到眼前,还要看到未来。其二,提倡一种有节制、有度的做法,其中包含了伦理的内涵。但人们同时也发现,“居安思危”更加适合已经“安居”的人们,尤其是已经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们。它的主要立意在于“自我保存”,所考虑的是如何维持目前的格局和自身权力,将它们延续下去。

对于自身之外的世界,对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与安危,暂时不在这个表述的考虑之内。

今天广泛使用的“忧患意识”,应该直接与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关。

孟子提出这句话的上下文很有意思。他先讲了一系列的故事,都是贫寒的个人后来如何身居高位。然后就有了那几句名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是(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如此这番,最后说道:“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的大意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穷困在前,发达在后。他这里所说的“忧患”,主要指的是某种“不利条件”:某种艰难困苦的生活,能够使人得到激发和激励;相反,条件好了,反而丧失活力和生命力。孟子的想法中也有可贵的辩证法的思想,认为在好与坏之间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他本人站在“条件困苦”的人们一边。

说到底,孟子这个人,有一种可贵的平民眼光。体恤社会底层,同情老孤寡幼,所以才有“君轻民贵”,才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宝贵想法。站在民众一边而不是权贵一边,从这样的源头出发,形成了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但我们也看到,孟子讲述的那些故事,以及“苦其心智,劳其筋骨”这样的东西,主要也还是一种个人的安身立命之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不是关于自身之外的那个世界。

也许--在“居安思危”与“生于忧患”之间,还存在一点小小的冲突:在孟子那里,“安乐”是负面的;而在“居安思危”当中,离开了“居安”的“危”才是负面的。当事人不一样,语境和含义便不一样了。

后来的人们,实际上是将这个命题往前推进了。所谓推进,是指有一些超越于自身的表达--不仅关心本身的自我保存,而且关心自己之外的世界;不仅关心自己的安身立命,而且也强烈关注人民群众的艰难疾苦;不仅使自己如何做一个好人,而且还希望有一个好的世界,好的社会秩序。

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便是。诗人称自己一年到头想着穷困的老百姓,时时牵挂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为此感到寝食难安。他的眼睛里就有了更多这个世界的内容,尤其是那些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再比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其中的愤慨、愤怒指向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拥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性。还有他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体现了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念兹在兹却是国家安危的胸怀。杜甫的忧患意识,因而有了这个世界的宽广内容。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所表达的也是与杜甫相通的民间知识分子的立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也远非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而将“天下”(天下的人们、天下的事情)放在前面,急天下所急,忧天下所忧。再比如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尽管自己的社会地位毫不起眼,但是也并非只能照料个人的生存或前途,而需要承担一件超出自己之外的使命,那就是国家的危难、民族的生死存亡。其中所蕴含的道德内涵,更加深厚浓郁。

由杜甫、范仲淹和陆游这样的民间知识分子所积累起来的忧患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绵延不绝的优秀传统。今天的我们,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都在继承这个传统。当我们说“公民意识”、“公民的责任感”,与我们传统的“忧国忧天下忧黎民”,难道不是一脉相承的?

而这个优良、悠久的传统,在今天遇到了某种挑战。据说《老妈蹄花》这部纪录片中的刘艳萍女士,警方问她的第一句话是:“你是不是有孩子在地震中身亡?”这说的什么话?难道自己没有孩子在地震中身亡,就不能关心遇难学生这件事情?

此人是个只知道自我保存的犬儒主义者。他不知道在个人利益之外,还有什么事情值得他去关心,并且从关心他人和世界的活动中,体验到一种心胸的开阔、人性的壮大,体验那些美好价值在自己身上的延续和发展,也体验自己人生的升华和美丽。

今天人们谈及忧患意识,往往是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突出它的不同面向。忧天下的与患自身的,自保的与自我升华的,不可相提并论。

所谓“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是不一样的思考面向,针对不同的对象。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主张面对不利因素,承认它们的存在,对它们的产生采取一种防范、警惕的态度,而不是视而不见或置之脑后。

幽暗意识认为--人所忧患的对象,还应该包括人自己,他的人性、他的局限性、人自身的种种内部条件、他本身可能拥有的破坏性,这些东西同样乃至更加值得警惕和防范。

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的不同在于,忧患意识认为问题出在外部世界,感到外部世界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此,只要将外部世界的问题解决好,将那些不良的东西铲除,那么一切就都好了。如果感到自身正处于危机之中,也是觉得这个危机来自外部,是因为有某些“外人”的存在,他们正在觊觎自己的位置,所以自己才不安全。

幽暗意识强调要结合自己本身的因素来看待问题及危机,认为出自内部的问题更加严重。许多看起来是外部的灾难、外部的威胁,其实都来自内部的某些地方。那是因为人性中的坠落、陷溺、懈怠这些因素,是无法避免的,是难以完全克服的,对它们需要有充分的认识。

当然,每个人都希望提升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道德形象,但是他实际上不一定做得到。事实上,人能够获得一点升华很不容易,相反,万一某个人想要坠落、堕落时,速度则快得不可比拟。因此,提出幽暗意识这个概念的思想史专家张灏先生称:“人最大的敌人是人自己。”

由此,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某些不良,要有足够的估计,千万不可抱以侥幸的心理,不可盲目乐观,以一种天真的、想当然的态度,来对待自身内部的问题;同时以一种不必要的敌意,来看待自身之外的人们。

认清这一点,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建设,在设计具体制度时,将人性中的这些幽暗的因素结合进去,从而有效地防范和制止它们。比如贪婪和专制这两种东西,应该说人性中都埋伏着这些种子,潜伏着这些病毒,不是说一些人拥有,另一些人则天生取得豁免权。

事到如今,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本来是值得信任的“好同志”,结果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变得面目全非,不管其胃口之大还是堕落的速度,都令人咋舌。我本人看到过一个贪官东窗事发之后谈感想,他抱怨说“组织上没有采取足够的保护措施”,让他们免遭牢狱之灾。他这样说,也许有相当的道理。

在不同制度建设的背后,有着不同的人性观作为铺垫。恰当的人性观,是制度建设之根基和保证。关于人性的幽暗意识,不仅是一门人性学说,还是一门制度建设之学说。

同时,还需要树立正当的道德观,意识到自己人性之恶,当“病毒”发作时,有一些思想准备,具备某些处理的经验,而不是浑然不觉。幽暗意识也是一种深刻的道德意识。

近年来人们经常看到的是,对待同样的事情,来自体制内的官员与来自体制外的人民群众之间,认知差异非常之大。一些官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老百姓一点也不认同。在邓玉娇事件中的那位官员怎么能够拿成把的人民币,来摔打一个女孩的脸,觉得自己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他怎么如此不知道自己这样做,丑恶到什么程度!

劝谏今天的官员不要将手伸得太长,这样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说这是为了社稷江山,为了党和国家的千年大计,为了居安思危,好像他们不那样去做,也是为了他人做下的一桩大好事。这样的理由缺少道德感、是非感,缺少面对自身人性恶的负责精神。(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33期,作者:崔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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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崔卫平   编辑: 彭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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