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在报刊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所处的位置越来越突出，显然想要引起更多人们的重视。这是一个值得关注也值得欢迎的提法。因而需要察看这个来自我们文化传统的精神资源，经过了怎样的历史演变，以及在这个提法的周围，是否还能够发展出其他有意思的维度。

在漫长的历史中，与此有关的表述在不同的人那里，因立足点不一样，所强调的侧重点、内容也不一样。

经常与“忧患意识”一道并用的“居安思危”，应该出现得更早，在《左传》里面就有了。典故是：春秋时期，晋、宋等12国联合攻打郑国，郑国向其中之一的晋国求和，给晋国送去钱财若干。晋悼公把贡品分给众人享受。此时大臣魏绛劝谏他的主公，不要贪图眼前的享乐，要考虑长远，并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对主公来说，这位大臣是智慧、明达、有远见的。其中至少包含了两个富有意义的维度：其一，辩证法的思想，认为事情会起变化。不要仅仅看到眼前，还要看到未来。其二，提倡一种有节制、有度的做法，其中包含了伦理的内涵。但人们同时也发现，“居安思危”更加适合已经“安居”的人们，尤其是已经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们。它的主要立意在于“自我保存”，所考虑的是如何维持目前的格局和自身权力，将它们延续下去。

对于自身之外的世界，对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与安危，暂时不在这个表述的考虑之内。

今天广泛使用的“忧患意识”，应该直接与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关。

孟子提出这句话的上下文很有意思。他先讲了一系列的故事，都是贫寒的个人后来如何身居高位。然后就有了那几句名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是（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如此这番，最后说道：“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的大意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穷困在前，发达在后。他这里所说的“忧患”，主要指的是某种“不利条件”：某种艰难困苦的生活，能够使人得到激发和激励；相反，条件好了，反而丧失活力和生命力。孟子的想法中也有可贵的辩证法的思想，认为在好与坏之间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他本人站在“条件困苦”的人们一边。

说到底，孟子这个人，有一种可贵的平民眼光。体恤社会底层，同情老孤寡幼，所以才有“君轻民贵”，才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宝贵想法。站在民众一边而不是权贵一边，从这样的源头出发，形成了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但我们也看到，孟子讲述的那些故事，以及“苦其心智，劳其筋骨”这样的东西，主要也还是一种个人的安身立命之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不是关于自身之外的那个世界。

也许--在“居安思危”与“生于忧患”之间，还存在一点小小的冲突：在孟子那里，“安乐”是负面的；而在“居安思危”当中，离开了“居安”的“危”才是负面的。当事人不一样，语境和含义便不一样了。

后来的人们，实际上是将这个命题往前推进了。所谓推进，是指有一些超越于自身的表达--不仅关心本身的自我保存，而且关心自己之外的世界；不仅关心自己的安身立命，而且也强烈关注人民群众的艰难疾苦；不仅使自己如何做一个好人，而且还希望有一个好的世界，好的社会秩序。

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便是。诗人称自己一年到头想着穷困的老百姓，时时牵挂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为此感到寝食难安。他的眼睛里就有了更多这个世界的内容，尤其是那些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再比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其中的愤慨、愤怒指向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拥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性。还有他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体现了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念兹在兹却是国家安危的胸怀。杜甫的忧患意识，因而有了这个世界的宽广内容。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所表达的也是与杜甫相通的民间知识分子的立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也远非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而将“天下”（天下的人们、天下的事情）放在前面，急天下所急，忧天下所忧。再比如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尽管自己的社会地位毫不起眼，但是也并非只能照料个人的生存或前途，而需要承担一件超出自己之外的使命，那就是国家的危难、民族的生死存亡。其中所蕴含的道德内涵，更加深厚浓郁。

由杜甫、范仲淹和陆游这样的民间知识分子所积累起来的忧患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绵延不绝的优秀传统。今天的我们，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都在继承这个传统。当我们说“公民意识”、“公民的责任感”，与我们传统的“忧国忧天下忧黎民”，难道不是一脉相承的？

而这个优良、悠久的传统，在今天遇到了某种挑战。据说《老妈蹄花》这部纪录片中的刘艳萍女士，警方问她的第一句话是：“你是不是有孩子在地震中身亡？”这说的什么话？难道自己没有孩子在地震中身亡，就不能关心遇难学生这件事情？

此人是个只知道自我保存的犬儒主义者。他不知道在个人利益之外，还有什么事情值得他去关心，并且从关心他人和世界的活动中，体验到一种心胸的开阔、人性的壮大，体验那些美好价值在自己身上的延续和发展，也体验自己人生的升华和美丽。

今天人们谈及忧患意识，往往是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突出它的不同面向。忧天下的与患自身的，自保的与自我升华的，不可相提并论。

所谓“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是不一样的思考面向，针对不同的对象。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主张面对不利因素，承认它们的存在，对它们的产生采取一种防范、警惕的态度，而不是视而不见或置之脑后。

幽暗意识认为--人所忧患的对象，还应该包括人自己，他的人性、他的局限性、人自身的种种内部条件、他本身可能拥有的破坏性，这些东西同样乃至更加值得警惕和防范。

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的不同在于，忧患意识认为问题出在外部世界，感到外部世界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此，只要将外部世界的问题解决好，将那些不良的东西铲除，那么一切就都好了。如果感到自身正处于危机之中，也是觉得这个危机来自外部，是因为有某些“外人”的存在，他们正在觊觎自己的位置，所以自己才不安全。

幽暗意识强调要结合自己本身的因素来看待问题及危机，认为出自内部的问题更加严重。许多看起来是外部的灾难、外部的威胁，其实都来自内部的某些地方。那是因为人性中的坠落、陷溺、懈怠这些因素，是无法避免的，是难以完全克服的，对它们需要有充分的认识。

当然，每个人都希望提升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道德形象，但是他实际上不一定做得到。事实上，人能够获得一点升华很不容易，相反，万一某个人想要坠落、堕落时，速度则快得不可比拟。因此，提出幽暗意识这个概念的思想史专家张灏先生称：“人最大的敌人是人自己。”

由此，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某些不良，要有足够的估计，千万不可抱以侥幸的心理，不可盲目乐观，以一种天真的、想当然的态度，来对待自身内部的问题；同时以一种不必要的敌意，来看待自身之外的人们。

认清这一点，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建设，在设计具体制度时，将人性中的这些幽暗的因素结合进去，从而有效地防范和制止它们。比如贪婪和专制这两种东西，应该说人性中都埋伏着这些种子，潜伏着这些病毒，不是说一些人拥有，另一些人则天生取得豁免权。

事到如今，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本来是值得信任的“好同志”，结果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变得面目全非，不管其胃口之大还是堕落的速度，都令人咋舌。我本人看到过一个贪官东窗事发之后谈感想，他抱怨说“组织上没有采取足够的保护措施”，让他们免遭牢狱之灾。他这样说，也许有相当的道理。

在不同制度建设的背后，有着不同的人性观作为铺垫。恰当的人性观，是制度建设之根基和保证。关于人性的幽暗意识，不仅是一门人性学说，还是一门制度建设之学说。

同时，还需要树立正当的道德观，意识到自己人性之恶，当“病毒”发作时，有一些思想准备，具备某些处理的经验，而不是浑然不觉。幽暗意识也是一种深刻的道德意识。

近年来人们经常看到的是，对待同样的事情，来自体制内的官员与来自体制外的人民群众之间，认知差异非常之大。一些官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老百姓一点也不认同。在邓玉娇事件中的那位官员怎么能够拿成把的人民币，来摔打一个女孩的脸，觉得自己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他怎么如此不知道自己这样做，丑恶到什么程度！

劝谏今天的官员不要将手伸得太长，这样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说这是为了社稷江山，为了党和国家的千年大计，为了居安思危，好像他们不那样去做，也是为了他人做下的一桩大好事。这样的理由缺少道德感、是非感，缺少面对自身人性恶的负责精神。(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33期，作者：崔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