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美院雕塑系设计的56根"民族团结柱"，由水泥和钢结构构成，外包金红两色玻璃钢，其上雕有一对身穿节日盛装、载歌载舞的民族青年，背面则雕以该民族的金色纹章。据设计者宣称，其柱头和柱础均采用人民大会堂东侧门柱的图案元素，以体现56个民族是共和国主人，而柱子本身则用来象征56个民族的人民是国家脊梁。它们分列于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象征着对当下政治伟业的共同支撑。本以为是国庆典礼的临时设施，但典礼其他设备拆除后，民族柱还挺立在原处。民间传闻，说民族柱可能会长期安置在原处，已引来境外媒体及民众的一些议论。

如果民族柱真的这样安放在天安门广场，意味着天安门建筑体系的重大改变。该体系历经三次历史巨变。第一次是它在1958年的初步成形，其核心建筑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使天安门广场在集会、庆典的功能之外，有了一些祭奠的含义；第二次是1977年毛泽东纪念堂的落成，虽然它是对前苏联红场列宁墓格局的模仿，但比低矮的列宁墓要宏伟得多，在某种层面无形强化了广场的祭奠含义。"拨乱反正"初期，有过不少人要求拆除，但最终不了了之。这一次就是2009年民族柱的设立，在灵堂和纪念碑两侧，各竖起28根立柱，因为有了这些立柱，便得天安门广场与华夏陵园格局更是具有了某种相似性，等于完全弱化了广场的集会与庆典功能。

只要我们分析一下传统宫式墓地的格局，便能发现这种高度同构的景象。西安乾陵是这方面的典型分析样本。在通往梁山墓冢的神道（司马道）两侧，至今还保存着华表、石碑、翼马、仗马、鸵鸟、石狮、10对翁仲和61尊宾客之像。而居首的就是一对8米高的八棱柱石华表，它是帝王陵墓的主要标志，作为男性生殖器造型，它旨在表达李唐王朝的血脉永存；诸宾雕像，则分别代表出席高宗葬礼的各地藩王与使臣。耐人寻味的是，天安门广场上56个民族柱，与这些象征帝王生前仪卫的石人石马的位置出现了惊人的重合。它们褫夺了护陵者沉默的使命。传统的神人神兽体系，只是换成了56个民族命名的"13亿中国人民"，因为出现在毛泽东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便也有了一些守灵的意味。

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空间核心，天安门广场除了集会和庆典功能外，已有了一些亡灵祭拜的权能，而经过毛泽东灵堂和民族柱的两度添加，等于在无意中又强化了这种功能。2009年10月1日，这座世界上最辽阔的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国庆庆典，在某种程度上，她又像是一个国家的大型祭坛。在许多人看来，天安门广场就是全体中国公民的第一祭坛，用以缅怀20世纪初叶以来所有为民主、自由和科学奋勇献身的志士仁人。

但本次出现的民族柱，并未继承天安门华表的质朴造型，也没有采用大会堂和纪念堂立柱的既定样式，而是向民众炫示一种奢靡华丽的风格。金色是财富的象征，红色则是权力的象征，夸张的金红二元色谱，制造了财富和权力的双重狂欢；此外，其上雕刻各种"歌舞"造型，也只能用以表达政治喜庆，却不能传递民众的情愫，更无力唤起对历史的理性反思。所有这些元素与周边的庄重、宏伟的建筑风格、文化意蕴是相冲突的。

这种"金红色谱"最先出现于佛教寺院，而后被张艺谋的影片《满城尽带黄金甲》所袭用，继而成为最新修缮的天安门城楼乃至故宫的主题色调，如今又爬上民族柱，成为装饰广场的艳俗道具。这是旧帝国及其遗老的趣味，它的滥用，已经制造了遍及中国的视觉灾难，而今又瓦解了原来天安门广场原有的庄严感与肃穆性，令整座广场散发出轻浮庸常的气味。

天安门广场的原初设计，未能解决宫式建筑（红色的天安门城楼）和苏式建筑（灰色的人民大会堂）之间的风格冲突，这是历史遗留的败笔，但广场空间的阔大，削弱了建筑物之间的这种不和谐性。但新的金红色立柱却以强行插入的方式，排列于大会堂和博物馆前端，加剧了这种原有的风格对抗，令这座庄重的广场，沦为由一堆彼此对抗的碎片混搭成的游戏场，进而成为针对所有死难者的一种嘲弄。

以天安门城楼上的检阅者的身份俯察56根立柱，其尺度完全合乎宫式建筑的范式：远距离的透视缩小了立柱的体量，于是它们必须足够高大，才能跟广场的宽阔性密切呼应，借此表达威权政治的宏大特性。但要是以一个普通游客的身份向上仰望，就会发现立柱的体量与人的体量之间的悬殊差异。13.6米的高度、1.8米的直径，26吨的重量，加上密集排列的数量，加剧了天安门广场原有的"蝼蚁效应"，令所有游客都变得渺小起来，仿佛是爬行在旷野上的虫子。

这是典型的威权主义美学，个人的存在渺小了，才能反衬出权力的伟岸。这种夸饰的权力美学，与设计者宣称的"人民做主"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矛盾的。最奇怪的是它的建筑效果，当太阳升起的时刻，只有6米间隔的立柱及其阴影，就会形成粗大的栅栏，把游客关入一个类似囚室的场所。这真是一种奇妙的场景，权力美学制造了戏剧性的光学效果：在早晨和黄昏，巨大的柱式阴影压在游人身上，犹如阴郁而沉重的枷锁。

这是权力美学晶体所折射出的多重镜像，但还不是民族柱的核心语义。作为权力的伟大象征，56根巨柱就像被征集入京的权杖，代表着来自不同民族、区域和阶层的意志。它们在天安门广场的集体亮相，显示出捍卫中央集权的信念。面对群体事件和民族冲突，安全焦虑变得日益炽烈，以致它必须转换为鲜明的建筑诉求，并在最重要的集会空间里予以公示。民族柱摆出了拱卫天安门城楼的雄姿，喻示着对北京的忠诚，而这正是"和谐社会"的重大目标，也是56根巨柱的命运。它们像是甲子中国的守望者，去远眺变幻多端的外省风云。(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31期，作者：朱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