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下午发生的重庆市武隆县铁矿乡鸡尾山山体崩塌灾害，牵动了举国民众的心。当地的救援仍在紧张进行中。但是，天地不仁，没谁敢担保下一个小时不会出现类似的环境灾难；何况，这样的山体崩塌并非天灾，可以初步肯定是贪婪的矿老板"过度开采"引发的人祸。

有报道说，"至少三次机会可避免悲剧，政府曾两度要求搬迁，但仍未完全避免险情"。2000年左右，由于开采地出现危崖、地陷等情况，当地政府曾发出停产通知书，但停产持续时间不过一年便恢复。"如果2005年发生坍塌的时候就把矿停了，这次也不会出现这个惨剧。"这种状态的出现，有矿主的责任，有政府监管不力的责任，也有不愿搬迁或迁了又回来的村民留恋故园、心存侥幸的缘故。

然而，当危险迫在眉睫时，为什么错过了避免灾难的"第三次机会"呢？"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村民都回忆，今年特别是农历五月初一以来，矿井附近已经发生过多次碎石迸裂掉落的情况，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掉石头，越掉越多"，"在事发前两天和事发当天上午，石头掉落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村民说，他们就这些问题向政府反映过，但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一直到悲剧终于发生了！当地政府的责任不用我提，村民们自己为什么这么被动呢？在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上为什么不能督促政府部门断然采取措施呢？除了心存侥幸，我认为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养成了依赖政府的性格，不知道如何监督政府，如何主动地维权。其实，仅矿山占用和破坏土地，滥砍树木，污染空气，对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的无情摧残，村民就该出面维护自身权益的，至少可以要求矿主或政府给予合理的环境权益补偿。

虽然不排除当地有官员被矿主收买的腐败可能，但官员个人不腐败又如何呢？据5月26日新华社电，为了关停辖区内的两家污染企业，江苏省仪征市环保局党组书记侯宜中向上级举报，奔走呼吁4年多，报送调研材料累计数十万字。他不仅个人通过信访向各级环保机关反映问题，而且组织了203人联名举报，签名者包括"他的前任，原局长、党组书记赵有宽，前前任，原局长、党组书记夏永根，以及财政局、卫生局前任局长等"。那又怎么样呢？据新京报6月7日追踪报道，至今"已举报19次，收效甚微"。因为两家污染企业扬州农药集团的优士化学、瑞祥化工是上市公司，是上级政府扬州市的纳税大户。

显然有无权钱勾结的个体腐败不是这类环境问题的症结。尽管可以说是更高层面的权钱（官商）勾结，但有关领导者个人没有揣腰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继续生产，不到暴发太湖蓝藻、吉林化纤厂千人"心因性集体中毒"那样的大事件，就不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层重视。

不难看出，这里缺乏环境权益攸关者有力的集体维权行动。试想，仪征的侯宜中们如果与当地群众一起上访，估计就不会迄今"感慨'拳头遇上棉花'"了。集体维权之所以缺乏，我分析主要有三条原因：一是不少国人信奉"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只愿"搭便车"，或者忍惯了，像作家高晓声笔下的的农民陈奂生想的是"只要不是欺负我一个人，就不算欺负我"。二是多年的教育使他们不待见维权者。上月我在厦门市，听朋友谈为PX工程"散步"的事件，他颇为不屑地说，那些人就是工程选址处的居民和房地产开发商，他们怕他们的房子因有污染和危险而不值钱了呗。可见他并不认为，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表达诉求，虽然不"高尚"却是天经地义的！还有一点就是，人们（包括官员与群众）对于集体性的表达心怀忌惮。其实，宪法确认了公民有游行、示威、请愿等表达自由。公民合法运用这些权利的国家和地区也未见天下大乱。相反，将这些合法的表达渠道弃权不用，到了利益受损者忍无可忍时，就会发生堵企业的大门、断路，企业员工与居民打群架，乃至冲击政府机关的群体泄愤事件。这样的案例并不少。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有一节是专门讲"环境权利"的。其中讲到创造有益于人类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环境，落实《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强化环境法治，维护公众环境权益，深入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防范环境风险，拓宽和畅通群众举报投诉渠道，等等。同时，在"监督权"这一节讲到"加强人民群众对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的监督"。

我深信，普通民众对如何防范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灾难可能不敏感，甚至对乱扔垃圾一类也视而不见，但对于严重危害其生命和生活安全的环境危害，他们肯定有相当的关切和愿望，希望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因此，应该让他们实际拥有足够的表达权，以反制那些不以人为本的基层政府权力和资本贪欲。(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6月25日,作者：鄢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