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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谈谈“犹太人”

贴上特定标签,把某个或者某类人划入“敌人”阵营,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大批判,甚至滥施“私刑”。这种“制造犹太人”的斗争逻辑,是很多悲剧的肇始。

2016年2月25日,犹太人隔离区建立500周年之际,意大利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为了纪念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犹太人居住区,联合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共同举办了国际学术会议。

如果说1516年威尼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犹太人隔离区,那么1943年上海虹口提篮桥地区设立的“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犹太人隔离区。在中间漫长的岁月里,犹太人的历史伴随着斑斑血泪。

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更是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大浩劫。但若要说被充分反思反省过的浩劫,对屠杀犹太人的悲剧,一般也有相当共识。正如最新举办的学术会议,人们不断在汲取历史教训以启迪未来。

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一些悲剧,为什么犹太人浩劫能得到更好的反省?

原因之一,可能在于“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界限非常清楚。犹太人作为被纳粹迫害的对象,始终推动唤醒世人重温并反省灾难,他们组织大量民间组织、基金会,建立博物馆,集合民间资金,拍摄大量文献纪录片,把犹太民族的遭遇提升到人类悲剧的层面,把纳粹的迫害追溯到反人类罪的层面,使之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人类历史教训。

无数生命和献血换来的教训中,包含某种潜在的“纳粹屠犹”模式——独裁者煽动民众暴力,对意欲迫害的对象,共同实行大规模非法伤害和杀戮,以专政模式完全取代法治。最恐怖之处在于,一旦把对象划入“犹太人”阵营,就不用再讲道理,甚至不用再找借口,可以直接大开杀戒。

“纳粹屠犹”模式,幽灵一般隐藏于其他国家的一些浩劫中。比如中国的“文革”,把大批革命干部打成“黑帮”,把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一批革命干部子弟打成“黑帮子女”……总之,就是把运动主导者所不喜的群体,均打成“犹太人”,而后不用摆事实、讲道理,不用拿证据、谈法治,直接挥舞魔爪、肆意迫害——其本质和“纳粹屠犹”模式何其相似。

不同的是,“纳粹屠犹”模式浩劫过后,作为一个有辨识度、凝聚力的民族,犹太人能站出来勇敢地推动清算历史。而中国文革后“幸存”的更隐蔽的“犹太人群体”,则是分散的沉默者。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多数只能蜷缩于角落残喘余生,很少能在阳光下控诉昔日的罪恶。因为各种原因的限制,文革的被迫害者没能像犹太人一样,形成推动反思的集体力量。 那种不把所有人当做平等的“人”,而可以通过把同胞划入“犹太人”阵营而加以迫害的模式,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清算和反思。

二战后,德国人致力于揭露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展现暴行的大量牺牲者,锲而不舍地追寻悲剧根源,防止悲剧重演。还犹太人以歉意和公正,是对历史负责;警惕制造悲剧的根源,是对未来负责。今天的德国教育中,如果出现要求思想的整齐划一、鼓励对政党和领袖的效忠颂扬等,都会遇到非常敏感的本能警惕。这是为了防止重新走上不归路。这样的教育,所有制造过人间悲剧的国家都该借鉴。

幸福的时代都是相似的,不幸的时代各有各的不幸。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发生悲剧,会有诸多不同的具体原因。但大规模动乱和暴力背后,往往存在共同点:当权者鼓励或者暗示营造舆论,用所谓“法律”对“敌人”施加迫害,而丝毫不顾正常社会中法律和道德之下的应有秩序。

贴上特定标签,把某个或者某类人划入“敌人”阵营,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大批判,甚至滥施“私刑”。这种“制造犹太人”的斗争逻辑,是很多悲剧的肇始。今天我们谈“犹太人”,就是希望从历史的悲剧中,汲取本不该被漠视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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