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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大游行已超越梁彼得案本身

对于华裔罕见的大游行,不能局限于个案来看待,而是要放在华裔族群在西方社会长期生活的境遇背景下分析。

最近两天,北美地区的华裔成为了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数万名华裔在美国、加拿大多个城市集会、游行声援华裔警员梁彼得,抗议美国司法体制对华裔的裁决不公。

就具体案件来说,尽管北美华裔社群与中国的部分网友,几乎一面倒地认为判决体现了美国司法体制对华裔的某种“欺负”甚至歧视,但在法律层面是否成立,其实还很难有定论。

一方面,虽然由于美国泛滥的枪支文化与严峻的治安形势,美国警察的枪击行为的确在多数情况下得到主流社会尤其是司法体制的理解甚至庇护,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警察开枪行为都能无条件得到豁免。

在本案中,华裔警察梁彼得的确在执法环节存在过失,既表现在枪击前违反枪械的使用规则,也表现在事后对于伤者没有及时救助。虽然这些情况可以用该警察压力巨大、经验不足予以解释,但却不一定能够说服陪审团。换句话说,相比于其他“误击”的警察,梁彼得可能更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也缺乏“合法”的行为表现。

另一方面,尽管华人都对于华裔同胞的遭遇感到气愤与委屈,但不能忘记,丢掉性命的毕竟是一名无辜的黑人。我们不能就白人警察涉嫌对黑人群体滥用暴力大加鞭挞时,却在自己人涉嫌同样问题时,把这些我们批评的现象作为辩护的理由。部分华裔群体关于“白人做了没事,为何我做了有事”的质疑,只能作为一个“私下抱怨”,不能作为一个辩护的理由。事实上,黑人群体的要求是,“既然华裔警察开枪了有事,那白人警察也不应该逃脱惩罚。”

所以对于华裔罕见的大游行,不能局限于个案来看待,而是要放在华裔族群在西方社会长期生活的境遇背景下分析。尽管抗议者对本案涉及种族歧视的指责缺乏具体证据,但大规模的游行与抗议,彰显的是华裔族群在西方社会中长期蕴积的怨气,与青年一代改变不公平现状的迫切诉求。

法治相对于政治,通常显得更加“正义”与“正确”,但仍是建立在有缺陷的人性之上。它尽管经常与人类的偏见、狭隘进行斗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仍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体现这种狭隘。所有的法治都无法消灭人类内心的自由裁量,所有证据上的或然性构建都无法隔绝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心证,而只要这些裁量与心证不只来源于良心,而且来源于生活中的具体经验,它就无法摆脱人类的“偏见”。这些合法的偏见,往往给人以最深的绝望感,因为它总是以看似合乎正义的方式,把结果强加给那些被牺牲的与被损害的群体,并让这些群体处于“守法者束于法”的困境。

对于少数族裔或群体来说,要改变这种“合法的偏见”,往往只能依靠多数人的良心反省与少数人的激烈抗争。在很多时候,这两者往往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前者通常是因后者逼迫而产生的结果。美国法治的进步,在许多关键的时刻都不是程序正义框架下理性对话的结果,而是少数人的抗争与多数人的偏见,经过激烈冲撞而达成的妥协。从码头工会的斗争、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再到妇女解放,很多重大的法治进步无不如此。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者对自己的义务,没有勇气为自己斗争的群体,就很难享受美国的自由。

北美地区的华裔游行,不是不懂美国法律,也不是见不得老乡吃亏的狭隘族群主义者,而是长期遭受不公对待,忍无可忍的集中“维权”。作为一个模范的少数群体,经过了多年漫长的忍耐,华人终于学会了美国社会的一项规则,那就是团结起来去奋力地争取权益。所以这次的华裔游行,其意义超越于梁彼得案本身,是华裔群体一次集中的政治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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