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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茅奖作品能看到民族性格吗

外部力量究竟应该如何介入作家的生产?怎样的组织与管理才是有效的?个体的作家与体制机制如何合理互动?题材、思想有没有难以言说的禁区?

被誉为中国文学诺贝尔奖的茅盾文学奖最近争议不断。面对新一届的获奖名单,有人说这奖变成了“终身成就奖”,有人批评这个奖项成为一个“敬老奖”。而总体来看,无论在特定的文学圈还是大众舆论层面,对这个奖项的重视程度都渐成萎缩之势。

这并非孤立的现象。社会对纯粹、严肃的精神产品的兴趣,近年来给人的总体印象一直在倒退。哪怕是小说这种本该最容易让有人有代入感的精神产品,也越来越难觅读者。

尽管专家一再宣称,本届茅奖5部作品“反映了近年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水准”,可问题是,有多少人真正读完了那些厚厚的大部头?又有多少人不读长篇已经很多年。

颇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当下社会“浅阅读”流行导致的“深阅读”、“厚重阅读”的遇冷。8月15日,王安忆、莫言、刘震云和毕飞宇四位茅奖得主在上海书展阅读论坛上,谈及“文学写作与阅读生活”时,也谈到了对当下“浅阅读”潮流中微博流行,小说“遇冷”的观感。

这些作家们的感觉很敏锐。社会节奏的加快,以及公众在信息选择的多样化、价值判断的多元化,均导致了“浅阅读”的流行。其直接结果就是人们很难再耐烦阅读大部头的文学作品,很难再沉下心来“深深的沉潜、细细的品味”,而愿意在博览中迅速形成观点和意见。尽管其中不乏肤浅、浮躁与粗疏,甚至还有很多乖谬和错误。

但如果把“不读长篇”完全归结到阅读兴趣的转移,乃至世风日下等判断上,则未免过于武断。阅读从来都是双向的互动,按照德国文艺理论家姚斯“接受美学”的观点,一部伟大的作品,从来都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法国作家法朗士也曾指出,“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魔灵的手指,它只拨动我们脑纤维的琴弦和灵魂的音板,而激发出来的声音却与我们心灵相关。”

而读者愿不愿意参与到这种“共振”当中,将作家的“半成品”完成,关键仍在于作家能不能伸出“魔灵的手指”,去激发一个个声音与心灵。

这其中,作家能不能够敏锐地把握时代脉搏,感知社会心理,并以绝大的文化使命感,艺术化地传递时代信息,影响时代品格,触及民众心灵,塑造民族性格,至为关键。眼下为什么人们还在怀念《平凡的世界》?不是因为路遥写得多辛苦,还是因为这部大书展现出时代的真实,记录下民族的苦难,并在不断的阅读与传承中形塑民族性格。

如果作家身在当下,而思想意识、认知水平依然停留在过往的时代,无视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心理,以“主流文学”自命,热衷说教,甚至自我设限,刻意规避现实,关在小屋里自娱自乐,公众当然会避之唯恐不及,又怎么可能从中体味“阅读的快乐”?

这种状况也使人检视时下文学作品的生成机制。比如,外部力量究竟应该如何介入作家的生产?怎样的组织与管理才是有效的?个体的作家与体制机制如何合理互动?题材、思想有没有难以言说的禁区?凡此种种,都应该有一个明晰而具体的判断。一个厚重的文学作品,一部立意影响民族性格的大书,显然应该有着更为开阔、超脱的宏大视野,既立足当下,又绵亘久远。

阅读决定一个民族的性格。我们每每感慨于经由普希金、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伟大诗人和作家的文学作品完成的“俄罗斯精神”,沉醉于像伏尔加河、贝加尔湖一样深沉的忧郁和奔腾不息的进取之心。

事实上,我们从来也不乏伟大的作家与作品,远的不提,肇始于上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学,从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以降,同样留下过辉煌的一页。这些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因为拥有了博大、辽阔、深沉的精神,拥有了高贵不屈、永不绝望的灵魂,才不废江河万古流。

也因此,当此之际,不妨跳出茅奖的纷扰争执,真正从“大历史”的视野、从民族性格的高度,检视我们的作家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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