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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把老外唱衰中国当“忠言逆耳”

按照权威人士的说法,中国经济长期将会处于L型增长区间,换言之,经济增速可能难保目前水平。此外,可能还会有其他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因此,把问题想象得严重一点,做好各种预案,把外界的批评乃至唱衰,看做一种“忠言逆耳”,总归是有好处的。

日前结束的中美经济和战略对话,中美两国围绕中国的钢铁产能过剩问题爆发舌战,美国认为中国钢铁产能过剩导致美国钢铁行业很多工人失业。欧盟更是以此为由否决给予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过去人们在谈论美国经济衰退时,与其说在担忧美国,不如说担忧美国经济衰退对本国经济的冲击,这就是美国独享的“殊荣”。某种程度上,现在人们谈论中国经济的衰退,也有这样一种担忧。

当下中国最让人担忧的经济问题会是什么?如果让很多人选择,可能还是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即经济衰退。虽然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看法,然而,就是乐观的经济学家一般也认为,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比较严峻,恐怕已经形成了增速放缓——债务——通缩——企业投资意愿低,这样的坏循环。

就国外学者而言,更忧虑中国经济的放缓。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首席全球策略师鲁吉•夏尔马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国家沉浮录》中,专辟一节谈论这个问题,纽约时报最近以《中国如何跌下创造经济奇迹的神坛》为题发表了该文。

文章开宗明义就说,“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有四股核心力量造就了各国的兴衰。对于中国来说,它们全都不是好事。”他所讲的四股核心力量,分别是新兴市场快速增长的债务;全球贸易增长崩塌对中国出口的冲击;很多国家正在回到独裁统治;全球劳动人口的增长正在放缓,中国更是出现人口负增长。

夏尔马认为,中国经济还将进一步减速,下一步可能是更深的衰退,甚至是金融危机。谈到这些问题的根源时,他归结为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的那几个月里种下的。

在上述四股核心力量中,夏尔马尤其重视中国的债务问题和所谓的非民主体制,用了大量篇幅论述这两个问题。对于前者,他认为中国当前的债务狂潮堪称战后发展中国家之最。中国的公共和私人债务与GDP的比重从2008年之前的150%左右猛增至2014年的230%。对于后者,他根据自己的研究认为,与民主政体相比,威权政体会让经济增长变得不稳定得多,而这正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风险。

夏尔马是否有意识形态的成见姑且不论,不过,他关于中国债务的数据却值得重视。债务问题确实是悬在中国头顶的一个“堰塞湖”,相信很多学者都同意这一判断。事实上,一些中国学者计算的债务甚至比夏尔马还高。而在各类债务中,又以地方债和非金融企业债最让人担忧。

不过,尽管中国的地方债和非金融企业债使人谈虎色变,但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由此发生债务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很少。原因在于:

第一,与西方企业更多依赖直接融资不同,中国企业更多依赖间接融资,所以融资成本本来就比直接融资要高。

第二,与西方政府发债更多用于居民消费不同,中国政府发债一般用于投资,属于建设型债务,比如修高铁、高速公路、水利设施,相当一部分债务最终都会转化成资产。如果把中国这些负债和对应的资产联系起来看,那么有相当多的负债是还得起的。

第三,中国有高外储和高储蓄。虽然去年以来中国外储流失很多,但外储绝对额还是很大。而中国的储蓄率一向很高。

第四,中国还有庞大的资产,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扬领导的小组估算,中国各类资产的净值大约是103.3万亿元,是GDP的两倍。即使把非流动性或流动性不高的资产剔除,中国拥有的主权资产基金值也有28.5万亿元。此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中国企业近两年的债务实际上是下降的。所以,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概率很少。

虽然如此,对中国的债务问题还是宁可估计得严峻些。因为中国虽然有庞大的资产,但如果社会预期会发生危机,资产是很难卖得出去的,即使卖得出去,也要大打折。另外,外储总规模虽然很多,但如果人民币继续贬值,按照去年的流失速度,3万多亿的外储也支撑不了几年。控制债务增长,降低杠杆率的最好出路,是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然而,按照权威人士的说法,中国经济长期将会处于L型增长区间,换言之,经济增速可能难保目前水平。此外,可能还会有其他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因此,把问题想象得严重一点,做好各种预案,把外界的批评乃至唱衰,看做一种“忠言逆耳”,总归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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