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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谈知识分子让人重温五四

独立和自由,不只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内心需求,而是一个国家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必然需求。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对待批评、对待公民权利的文明风向。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安徽合肥主持召开知识分子代表座谈会,强调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对的就要积极采纳;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在“五四”来临之前,习近平对于知识分子的观点,尤其是特别强调的“包容”、“宽容”,以及对知识分子建言坚持“三不”(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引发很多联想。

在中国内地的语境中,“五四”对于知识分子是个特别的节日。知识分子之于“五四”的作用,历来有不同解读,既有被简单视作政治层面的工具,也有深入阐释文化层面的意义。事实上,知识分子面目和作用的模糊,不仅体现于“五四”这样的历史事件,也是现实的一种折射。

在并不久远的新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只要一入“知识分子”阵营,似乎就已身带“原罪”的阶段。近三十余年来,伴随着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进程,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形象有了积极的改观。但不同时期,知识分子作为敏感群体,似乎总是最先能感受到政治氛围的冷暖变化。

近几年来,外媒频频有报道,称中国内地异见分子被打压、舆论空间在极度收缩。这些局外人的观点当然会有偏颇成分,但隐约也反映了中国内地舆论场的一种感受。不可否认,内地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将原本很正常的批评建言,当做制造麻烦,并采取或明或暗的打击报复。知识分子作为公共发言的重要群体,这种感受可能更为强烈。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习近平最新亮明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自然就耐人寻味。在当日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要减少对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干扰,让他们把更多精力集中于本职工作”。对知识分子特别强调的包容、宽容值得肯定,而这种正常化对待知识分子的视角,更值得注意。

知识分子固然更爱发言,但公共发言并非知识分子的“特权”。言论自由和监督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作为公民,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其他人,均有权利对任何一项政府政策提出不同意见,这也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要求。一个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不必特别给知识分子颁发“赦免状”,更不必特别提防知识分子。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当然不是小圈子、特殊群体权利的改善,他们重新估量一切,反暴政、反愚昧,审视传统、放眼西方,都是为了探索构建一个更正常、更文明的社会。无论在那段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到底多大,但其努力的方向仍足以指引今天的步伐。

1929年,学者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没有批评,没有对批评的包容,则精神不可能独立,思想也不可能自由,政府的权力更不可能被关进笼子,在阳光下运行。

每当重温“五四”、追忆先贤,都是对独立和自由的一次呼唤。独立和自由,不只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内心需求,而是一个国家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必然需求。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对待批评、对待公民权利的文明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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