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木銮

对于地方政府，许多人认为政策执行能力一般。但是，在发展经济、增加政府收入上他们却很有办法。比如黑龙江省东宁县，其经济发展程度已经算是不错，也要求更上一层楼。当地县政府要求三年内拆除所有的平房，而且县长还告诫其服务的人民:“不要以卵击石。”（《东方早报》12月17日）

县政府在拆迁中超凡的执行能力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是组织保障上。县政府有四大强势部门全力支持强拆。这种架势比落实农民优惠政策来得气势磅礴、志在必得。二是舆论共识上，党委和政府动员所有的领导成员进行表态，形成强力拆迁的共识。三是规范性文件出台的支持。东宁县由当地纪委出面发文，要求公职人员服从拆迁大局，如果有违反者要实行株连制度。由强势部门出面制定文件，鲜有官员敢去违反。道理很简单，只有廉洁的干部才有胆子对上述文件置之不理，否则后续的纪律调查和处理会对官员的职业生涯造成极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县长可以很自信地说，你们的对抗是“以卵击石”。

无独有偶，南京一栋2000年落成的住宅楼，现在却因地块要建成“欧洲风情街”而面临拆除。住户大多数是当地的法官或退休法官。法官们走了各种法律程序但是收效甚微。（《东方早报》12月17日）一栋楼龄不到10年的住宅被列入拆迁，事件的背后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我国的规划审批非常不规范。不然不可能几年就调整一次规划，也就不至于要求那栋建筑进行拆迁。二是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有一部分是以浪费社会资源为代价的。得益者除了地产商外，就是当地政府。之所以法官也受委屈了，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要求与政府的宏大目标有很大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利益的放弃就是一个常态。

对于拆迁，目前有关的争议焦点还在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征收决定的程序、补偿标准等问题。但笔者认为，这种争论完全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法律细节的制定始终应建立在各方主体的地位较为平等的基础上。在我国，政府行政行为虽然有行政诉讼等力量的制约，总体来说，政府的力量是无穷的。公共利益界定即使是一项项地列举出来，最终司法机关不给立案怎么办？征收决定的程序可以做得很细致，政府如果打擦边球怎么办？补偿的标准更是难以处理，负责评估的中介机构的年审本来就是要通过政府来审批，怎么能期待他们有能力去制约政府？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的观点一针见血:房地产业的过度兴旺与地方政府的利益有关。而黑龙江省东宁县政府之所以推出一个庞大的拆迁计划，就在于拆迁之后可以带来巨大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这些资金支持着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务员报酬等等。因此，也减轻了中央政府的压力。在土地出让金制度上，中央和地方各有所得，短期之内似乎难见实质改变。拆迁的乱象也不容易解决。

如果真要解决问题，就是要调整央地财政关系。在这一点上，笔者不同意贺铿观点。他认为应该将土地出让金也收归中央，然后中央通过各种转移支付系统来平衡各方需要。但是，正像李金华曾提到的，“中央转移支付，就像一道水渠，很长很长，从中央到地方再到村子，这中间是渗水的。有的时候水流到地方就没有了。”最需要用钱的环节反而没有资金投入。中央管理太多资金在许多国家证明都有很大的不足之处。根本的办法就是让地方政府不仅可以有权力，还要有责任。

（作者系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