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大规模经济适用房，主打公共租赁房——正在展开试点的常州房改新政，尽管为其欢呼为时尚早，但其大胆的尝试，却无疑为当前盘根错节、一团乱麻的住房困局，提供了求得解脱的思路。（《21世纪经济报道》10月22日）从根本而言，常州试点实际回归一个简单而深刻的常识: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二次房改”已经被证明是一个鸡鸭不同嗓的乌龙，但其引起如此之大的波澜，则雄辩地表明，当前中国的地产市场，无法满足差别巨大的消费人群的口味。而其本质差异，套用一个熟悉的句式——低效、简单的住房供应方式，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存在巨大的矛盾。

如何化解这种矛盾，显然，单纯依靠住房市场化不是明智之举。中国目前的房价之所以如此之高、如此坚挺，根本原因在于巨大的需求远未释放完毕。收入与房价的差距，使得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往好里说，是个美好愿景，往坏里说，则是对消费者的过度剥夺。而这种情况不仅加剧社会对立，也让市场化改革成为替罪羊。

坚持市场化改革，实际早已不是动摇还是不动摇的问题。正如住建部副部长齐骥所说，目前全国每年新建房屋面积达到了7.5亿平方米，平均每户家庭住房面积每年就提高1平方米，这正是房地产市场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成果。但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绝不意味着回避政府应尽的责任。

而之于房地产市场，政府的责任就在于其保障兜底功能。经济适用房曾作为政府保障的主要体现，但在实际的运行中，其弊端愈发凸显。最大的问题无外乎在于，脚跨政府与市场两个领域，既易权力寻租，又带来社会收入分配不公，既妨碍群众财产性收入的变现，又使得政府保障功能难以为继。笔者认为，经适房即使不会退市，也不宜再作为加大投入的主要方向，就保障性住房而言，经适房只会是个财政无底洞，其保障功能是静态的，无法反映被保障对象的经济状况变化。

常州正试点的加大公共租赁住房的改革，关键在于建立了一种动态的运行机制，在保障的同时引入了退出程序，从而使得保障性住房体制体现出经济杠杆的激励和制约。而尤为要者在于，政府手中运作的房源打开了社会融资的新空间，这对吸引社会资金进入保障性住房市场显然有很大吸引力。当然，资金如何运作以及如何监管，也会成为另一个严峻的课题。

从目前分析，由政府保障和市场提供的两极提供模式，转变为政府保障、政府支持和市场提供的三极住房提供模式，估计会成为今后政策试点的路径，这可以让政府从经适房这样左右都招致非议的市场买卖中脱身，专注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真正担负起为弱势人群兜底的政府职责。

北京 徐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