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丰慧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周六(7月4日)在此间全球智库峰会上透露，2008年中国的储蓄率为百分之五十一点三。当年，美国的储蓄率为百分之十二。如何才能让中国的高储蓄率降下来？智库们各有高见，但“均贫富”似乎是共识。马建堂认为，最关键的是要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让愿意多花钱的人有钱可花。他说，要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把富人的税收通过财政杠杆转给低收入群体(7月4日 中国新闻网)。

在金融危机下，由于外需急剧下降，使得中国经济受到巨大影响。在这个时期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显得异常重要。最优选择是把经济增长迅速转变到国内消费拉动上。然而，中国的消费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已经呼吁了许多年了，但到今天仍然效果有限。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百姓历史沿袭下来的勤俭节约、喜欢储蓄、量入为出的习俗，使得百姓消费谨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百姓为养老、看病、一时失业失去生活来源而储备资金；中国关系民生的商品价格畸高，使得百姓不得不拼一生积蓄购买，例如:住房问题，一套住房需要普通百姓一生积蓄，百姓如何敢于其他消费。

从整个收入格局看，收入差距拉大也是造成中国消费率走低，储蓄率走高的重要原因。富人和穷人边际消费倾向不同，马建堂说，低收入者拿到一百元花掉八十八元，高收入者同样拿到一百元只花掉六十四元。而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二八效应”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钱集中到了百分之二十的富人手中。

以上这些原因是中国消费启动不起来的直接和宏观因素，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急需启动消费而却不理想的真正原因。同时，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喜欢储蓄、量入为出、消费过度谨慎的习俗恰恰说明中国贫富悬殊之大，说明中国百姓的社会保障一直没有解决好。只有改变这种现象，消费才能真正启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才能实现。

最关键的是要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让愿意多花钱的人有钱可花。手段就是税收，通过大幅度征收高收入者的税收，把其转移给低收入者，提高消费倾向高的阶层的消费能力。这里面有可供操作的具体方案:再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同时，提高高收入者(比如年收入在50万以上)的个税税率。一些国家比如北欧国家高收入者的个税率都在70%以上，可供我们借鉴。必须下决心打击偷税漏税行为，富人是偷漏税的重点。这个漏洞非常大，如果下决心清理，把这部分税收转移给低收入者，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是巨大的。也许有人担心，对富人征税过重，会否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效率。笔者认为不会，通过税收使得20%的群体做出“贡献”，调动的是80%群体的消费积极性，对经济发展效果要大得多、好得多。当然，加大全社会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一刻也不能松懈。

再者，必须把诸如住房的畸形高房价彻底降下来。高房价已经成为百姓不敢花钱消费的重要因素，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一大杀手。它对启动消费的制约和影响不亚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收入差距大等因素。

正是因为扩大消费的最优选择无法实行甚至失灵，中国不得已才进行次优选择即扩大投资率。大幅度投资往往造成经济过热和结构失衡的教训是深刻的。当前，大幅投资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投资资金流向问题。由于大量投资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流向很难把握，使得这些流动性瞄准了投机性很强的股市、楼市，不但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埋下金融风险隐患，而且股市、楼市的财富效应又使得更多资金进来，影响到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复苏。对此，必须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