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 钱学锋

近日，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公布了《关于鼓励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的若干规定实施办法》，规定跨国公司在京新设立或新迁入地区总部，最高补助1000万元人民币，高管人员办理北京户口，可不受学历、年龄等限制(《北京规定跨国公司总部进京最高补千万》。

考虑到去年10月份以来我国FDI连续8个月下降，商务部正会同发改委、财政部等相关部门研究制定稳定外资的政策措施，北京市此举可能起到示范效应，或将开启地方政府新一轮激烈的引资竞争。

长期以来，由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以及以GDP为核心的绩效考核机制对地方官员施加的晋升激励约束，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引资竞争。这种竞争，以前表现为吸引跨国公司的生产性投资，而自2002年以来，则主要表现为争取以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为特征的功能性投资。但不管哪种形式，其本质都是利用政策优惠获取外资的青睐。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对于中国的技术进步、结构调整、贸易扩张、促进竞争、增加就业以及经济增长都有着积极的作用。以2008年为例，占中国企业总数约3%的外商投资企业，其工业产值占全国的29.7%，缴纳税收占全国的21%，出口额占55.3%，进口额占54.7%，直接吸纳就业4500万人。但最近的一系列研究都表明，我们对于外资的贡献可能存在高估和误读。由于外资在中国主要是“两头在外”的“飞地经济”，与本土企业并未建立紧密的前后向关联关系，因而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以及对国民收入的增长作用都很有限，外资对GDP的贡献仅有统计上的地理意义。人们对苏州利用外资“只长骨头不长肉”形象归纳就是最好的说明。

更为严重的是，地方政府的引资竞争可能损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首先，地方政府的引资竞争将会强化内外资的不公平竞争地位。中国内外资的不公平竞争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2008年正式实施的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实行了“两税合并”，从制度层面规定了内外资企业的同等待遇，但由于地方政府的外资偏好，通过多种途径给予外资明贴暗补，内外资公平地位仍然只具象征意义，以至于导致内资企业的行为扭曲，出现了大量的诸如施恩奶粉这样的假洋鬼子。因此，金融危机背景下，如果各级地方政府为了保增长而开启新一轮引资竞争，将会严重损坏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

其次，地方政府的引资竞争导致了公共品供给的扭曲和资源的配置失当。许多研究已经证明，在晋升竞标赛的制度安排下，地方官员过于关注GDP的增长，忽略公共品供给，从而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而外资在巨大政策优惠的吸引下，又使得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打造总部经济，充分发挥外资集聚的外部经济效应成为幻想；特别地，各级地方政府由于在引资过程中陷入了“竞争到底”(race to bottom)的囚徒困境之中，从而使得各地往往采取以邻为壑的经济发展政策，并导致资源的配置失当和严重浪费。

最后，地方政府的引资竞争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在财政分权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的引资竞争主要追求短期经济目标，从而也使各地的经济发展偏向于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不断爆发投资冲动，而中央为了消除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不得不在宏观调控上采取相机抉择，最终导致经济波动。有研究表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中央和地方的信息不对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政治交易成本、以及一些总需求变动等，都可能加剧这种波动，但这些因素起作用的制度基础之一则是分权体制本身，而引资竞争无疑是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