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范正伟

春晚有一句流行台词:“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那如果拨打政府机关联系电话呢？你有可能得到的是空号。

“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这几天，根据群众反映有些政府机关电话无法打通的问题，记者登录武汉市部分政务网查到一些政府机关联系电话，拨打了60多个号码，竟发现11个号码是空号，另有一个欠费停机。

对于这11个空号，尽管相关部门给出了“更换”“搬迁”“疏忽”等种种说辞，但很显然，对于这些部门来说，空的已不仅仅是电话号码，恐怕还有许多别的东西。

不妨设想，如果这些电话是供与上级领导联系的，有关部门还会如此怠慢、搬出如此漫不经心的理由么？可见，“空号”问题，表面是一个信息公开的问题，但其实质，却反映出如何对待民意的问题。无怪乎有网友批评:“官僚主义”“假大空原来是这样解释的！”

这些年来，政府信息公开的呼声很高，相关法律法规也陆续出台。一些地方在信息公开的硬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比如便民意见箱、机关热线电话、政府门户网站，等等。然而，诸如“空号”等现象却提醒我们，政府信息公开，最重要的恐怕不是硬件建设，而是理念的革新。

君不见，在一些地方， “便民联系箱”成了垃圾箱，政府网站迟迟不更新，热线电话总是占线；电话查询信息，要么不公开、要么无法接通；登录政府网页，要么链接无法打开，要不信息迟迟不更新；反映问题，要不石沉大海，要不得到雷同回复……由此可知，武汉的“空号”现象，并非孤例。

而类似上述的“公开仪式”，还不如没有。因为，它以政府的信用为代价，忽悠老百姓，最终，老百姓得到的是“空号”，而政府得到的则是官僚形式主义，以及公信力的下降。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11个号码能集体“空”到如今:是不是老百姓觉得“没用”，已经很少打进来了？这显然比“空号”本身更值得警惕。

对于武汉的“空号”现象，有关专家建议“让法规来规范政府信息发布”。在我看来，所谓“空号”，与人们前去政府机关办事所遭遇的“脸难看、门难进、话难说”并无本质不同。

所有这些问题的症结都在于:对于政府而言，无论是信息公开，还是其他行为，到底为谁做的，做给谁看的？在这一过程中，是上级的看法重要，还是群众的评价重要？诸如“空号”等现象，其症结正在于:在一些地方和干部的心目中，上级事关重要，群众却无关紧要，只要获取了上级的垂青认可，便可以不在乎群众的感知评价。

可见解决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如何让民意的分量重起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