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曾一度被誉为中国经济增长当中最活跃的力量，它们以较弱的资金实力为社会贡献了绝大多数的就业岗位。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员工占全部企业员工的比例大约在75%以上，工业产值所占比例约为68%。伴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人们对于失业率的担忧逐渐超出了对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担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无疑显现出非凡的战略意义，而对中小企业提供更便利的融资则被视作为扩大就业的一条有效途径。

然而，正如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开拓信贷市场，促进小企业发展》一文中所说的，中小企业融资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特别是在经济困难时期，中小企业贷款尤其困难。但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因此,我们在研究高端金融服务的同时，也应该研究一下普惠金融服务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困难时期，做好低收入人群的工作，社会才能够和谐、稳定。

毋庸置疑，出于风险归避的考虑，高端金融在市场定位和客户选择上很容易倾向于大企业、大客户，在经济运行良好的时候是这样，在经济出现较大风险的时候更是如此。这有诸多原因：

首先，由于中小企业多为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基础性资料缺乏，信息不透明，财务数据不准确、不真实、不完整，再加上其长期以来形成的家族式的企业文化，它们对于信息公开和共享确实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抗拒，以致银行很难用“常规”的办法去评估其还款能力和信贷风险；再加上企业规模小，固定资产少，有效抵押物不足，更使其缺乏“第二还款保证”，从而使银行更加感到风险控制之难。

其次，中小企业经营灵活，资金周转快，它们要求贷款手续便捷，快借快还。这对于习惯于面对大客户，每笔贷款动辄上亿的大银行而言，是其“公司业务”流程难以满足的。

最后，中小企业贷款额度小，期限短，涉及面广，工作量之大，与大额贷款比较，其成本和费用率要高得多。因而，有能力发放大额贷款的银行机构多半不愿涉足。

无可否认，大银行的这种态度是其长期的经营习惯和中小企业自身的特点不合拍所导致的一种趋利避害行为，它更多的是一种微观的市场选择，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这无可厚非。那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们需要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对现有的金融体系结构进行创新，允许多种形式的民间金融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正如茅于轼先生所说,民间金融的存在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它们长期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由于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如习惯、风俗与道德的力量，立足于区域化服务的民间金融组织有着正规金融无可比拟的优势。它们建立在熟人社会的文化背景之上，其交易大多是面对面的，交易方的名声也早已为人所熟知，在这片市场上，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被用来作为契约实施的可靠保证。根据信息优势假说，它们可以凭借地缘优势，收集到一些无法量化的信息，了解到商业银行所难以深入了解的客户收入变动、支出状况等具有一定保密色彩的信息，从而便于对企业的经营状况作出及时的把握，一旦发现有危及贷款偿还的情况，可及时更正和采取补救措施，因而在信用评级、贷款发放和事后监督等环节能够有效地避免信息失真，克服事前与事后的信息不对称。

危机是改革的契机。在危机时刻，我们所需要的，是冷静地思考制度的缺失，抓住时机果断地推进改革。当危机逐渐加剧中小企业的资金困境时，逐步地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让更多的民间资本与民营中小企业的资金缺口有效对接，允许更多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存在、为中小企业提供全面的服务，这或许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围绕这一问题，本报邀请了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世界银行民营部门发展首席专家张春霖、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作深入探讨，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215期。（周慧兰）